从结构化视角看中国“公务员热”

公务员热是一个倍受政府、社会和学者关注的现实问题。文章借助结构化理论,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者两方面剖析公务员热,认为该现象的产生是作为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结构与作为公务员报考者的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既受到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和使然,又形塑为社会发展中新的结构要素,进而得出公务员热再结构化的启示。     

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其提升措施——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

钓鱼执法事件中,执法机关采取诱骗的方式使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当事人从事了违法活动,严重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形象,致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可见,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政府行政权力如何有效运作,关系到政府良好形象的确立及其公信力的增强。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剖析一些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探寻政府公信力有效提升的对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评析《食品安全法》的性别真空

《食品安全法》独特的调整范围关乎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本文以社会性别视角对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进行检视,发现其在权利主体、制度设计和事前预防方面存在的性别真空,在此基础上评析了其在运行中可能发生的对某些特殊群体的不利,最后对发现的问题从主体增加、制度完善、事前预防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

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的EPDFIIE模型是分析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的一个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描述了公共行政执行的生态协同机制、政治—行政协同机制、决策—执行—监督协同机制、职能—结构协同机制、部际协同机制、府际协同机制和嵌入性协同机制的基本内容、理论视角和这些机制之间的有机联系。     

对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处罚的执法思考

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对一些与治安管理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事项,设定禁止一般人从事。只有具备一定条件和资格,经公安机关审查批准颁发许可证才能从事该行业。公安行政许可作为一种制度,是国家在治安管理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一治安行政执法手段,规范执法行为、保护合法、打击非法经营行为,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平竞争和治安环境。     

治安案件受案不实的原因及对策

治安案件查处工作是治安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案件受案不实直接影响公安工作正确决策、干扰治安秩序、破坏警民关系。本文分析了治安案件受理工作的现状、探讨了治安案件受案不实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公共管理视阈下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组织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决定着政府执行有关政策决策时能力的高低。本文拟从公共管理的视角透视政府执行力不佳这一政府公共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构建和提升政府执行力的价值取向。     

以重点人员为中心治安情报预警机制初探

以重点人员为中心治安情报预警新机制,就是通过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充分发挥重点人员的单元信息标签作用,使治安情报信息关联化、有序化和优质化,从而提高治安情报预警的效率、效益和效果,提高治安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科学性。构建以重点人员为中心的治安情报预警新机制,就要以重点人员为信息关联中心,打牢情报信息收集基础,抓好情报分析研判关键环节,充分发挥情报预警预防作用。     

当前韩中文化外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自韩中两国建交以来,韩中两国文化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时至今日,韩中两国的文化外交也受到诸多制约因素的挑战,本文针对当前韩中文化外交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根源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作者认为韩中两国应该从战略高度积极协调双方文化外交,并且要妥善处理历史认知问题和重新审视两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塑造和服务于韩中文化外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韩国政府要积极改善韩中两国文化产品输入不对等的问题。两国政府和民间要进一步拓宽两国民间外交的渠道和方式,进而全面提升韩中文化外交全面向前发展。     

试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法律平衡--关于制定《传染病隔离法》的思考

2003年春夏之际,一场始料不及的瘟疫——“非典型性肺炎”席卷了我国大江南北。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了阶段性的控制。回首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少数人借“非典”之机大发不义之财;而更多的公民则为了控制疫情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法治国家政府在防治严重传染病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场瘟疫不仅考验了科学,而且也考验着政府的应急能力及其法律是否完善。在我国缺乏《紧急状态法》的前提下,政府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了(包括“隔离”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在内的)一系列行政强制措施。政府行政权力的底线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能随意压制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私权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早出台《传染病隔离法》等相关法律,从立法和执法中寻求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未尝不是抗击“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