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中的理性:价值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含义、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理性面对不同层面的价值时有不同的反应、诉求和精神体现。工具理性在对待价值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且也给决策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     

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一直以来都是法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宪政、公共管理等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当公共利益作为现代国家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与理由时,公共利益原则便构成了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经济法视野下公共利益原则的内涵、特征、边界及其与他法中的价值区分等问题都值得探讨,尤其在构建有限有效的法治政府目标更为迫切的中国实践中。     

心理应激与故意犯罪心理产生的关系

心理学的发展为预防和打击犯罪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心理应激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可以从心理应激与犯罪心理产生之间的关系展开初步探讨 ,并进一步以案件为例加以印证。     

诉讼证明标准在价值论上的趋同

证明标准理论中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是基于相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和相同的现实时空 ,所以在操作层面上得出相同的证明标准是必然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都趋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 ,则源于诉讼价值论上的趋同。     

论绑架案件侦查与人权保障

当前,刑事案件侦查中是否尊重人权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绑架案件侦查中涉及到多方人员基本人权保障问题,引人注目,尤其公开绑架人质案件的接连发生,使人们对绑架案件的人权问题极为关注。人权观念在绑架案件侦查中的确立与发展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人质安全第一”观念的提出和实践;二是从一元安全观到多元安全平衡价值观的思辩;三是可持续性侦查策略与措施的凸现。     

从非营利组织看事业单位的改革

中国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开始提出和使用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正确看待非营利组织现状和在中国公益事业中的作用,让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平等发展,甚至相互竞争来促进事业单位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使公益性,非营利性得到真正体现,并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程序及其法制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立法质量得到逐步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着公众立法参与度的逐步提高,见证了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入世则赋予了民主立法更丰富的内涵,公众参与立法无论作为民主理念抑或民主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更多关注。     

治安管理处罚中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可行性研究

随着行刑社会化、行刑轻缓化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不断发展,社区服务令制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被很多国家引入作为针对轻罪的行刑方法。社区服务令制度不仅在刑事司法领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在行政处罚领域也有大可为之处。当前,可行之处是将社区服务令制度纳入治安管理处罚领域,需要对其在概念上重新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