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和解中的利益平衡

允许执法者与企业就垄断行为达成和解,是现代反垄断执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执法和解反映了企业自治在现代反垄断法上地位的提升,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传统执法方式的不足,大大节约执法资源从而促进效率,却易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也可能对相关主体的利益照顾不足;因此,在以和解程序处置垄断案件的同时,必须防止对公共利益的“私相授受”,并对相关主体的利益维护提供制度保障,以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美国法上的异议股东股份评估权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异议股东股份评估权的存在,不是为了督促多数股东恪尽忠实义务,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免受公司管理层的非法侵害,而是为了协调不同股东对交易的不同风险偏好,促使公司从事提升全体而不是部分股东利益的交易。从这个角度出发,异议股东股份评估权应适用于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应赋予表决权股东,不应具有排他性。     

理念与现实之间：刑事和解与现行刑法的博弈

刑事和解制度始于被害人犯罪学的兴起、实践于理想化监狱模式的运行、建立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基础之上,其终极价值就是为了犯罪人更好地复归社会,弥补刑事犯罪的创伤。而我国刑法的机能就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与我国刑法的机能是一致的,不存在所谓的价值冲突的问题。     

重构我国起诉裁量权制度

目前我国的起诉裁量权制度不能满足减少诉讼环节、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追求。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下,应当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同时完善配套制度和制约机制。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立法的理解适用及完善

修正后的新刑事诉讼法采用专章的方式,正式从立法上确认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首先明确了适用条件,其次赋予了办案机关审查权,最后指明了成功和解的法律效果。但立法尚存诸多未决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就制度本身而言,应拓宽适用范围,加强与民事实体法的衔接;强化对当事人主观意愿的审查,对当事人的反悔权进行限制;消除"等"字歧义,摆脱对物质赔偿的片面依赖;理顺与"其他相关人员"的关系;对和解成功的案件进行"再分流"。在配套制度方面,将刑事和解的审查工作列为办案期限的中止或延长计算事由,科学界定"以上"、"以下"概念,防止逻辑冲突。     

马斯洛需求层次视角下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通过纠纷的合意解决,满足受害人获得物质赔偿,平抑精神创伤,给予爱与尊重的诉求,亦符合加害人避免犯罪标签,重新复归社会,获得归属与温暖的需要,是一种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契合的刑事解纷模式。其适用不仅有助于纠纷当事人的多样性需求平衡,还有利于推动法治进程,应积极予以推崇。     

检调对接机制下轻微刑事案件捕前和解程序探讨

轻微刑事案件捕前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生探索制度,在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捕前和解制度应与检调对接机制有效衔接,通过合理程序设计从而发挥实效。     

Legitimacy,citizenship and state redres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state redress programmes work to legitimate the state. The primary thesis concerns how state redress aims to restructure citizenship identity. This restructuring enables civic identification by victims of state wrongdoing which in turn enables greater legitimacy. Consequently, redress constitutes a movement by the state from lesser to greater legitimacy. The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legitimating thesis by examining two Canadian responses to state wrongdoing with regard to indigenous peoples, Gathering Strength (1998) and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ettlement Agreement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Adjudication Secretariat). This context provides material for contrasting the legitimating thesis with a competing approach – redress as ‘therapy’.     

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与法律效果探究

目前,对于将刑事和解制度正式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对于其究竟可以适用于哪些具体的诉讼阶段,则不但在当前的试点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做法,而且在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结合具体的理论与实践情况来看,将刑事和解适用于刑事诉讼从立案到执行的全部阶段,不但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同时,出于对刑事和解与惩罚犯罪平衡性的考量,还应当根据各诉讼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任务,对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予以合理设计。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刑法文化解释

司法实践中对于轻罪案件进行刑事和解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对于重罪案件能否进行刑事和解,则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必要对重罪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进行本土文化的考察。我国古代社会严格禁止重罪案件刑事和解,民众的报复思想较重,这决定了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较难在我国开展。但是,在我国当前犯罪被害人急需物质赔偿的情况下,开展重罪刑事和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不必然导致＂以钱买刑＂。世界各国刑事和解的实践也表明,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正在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