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探析——兼评《刑事诉讼法》第277条

近年来,刑事和解早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但由于之前刑事立法对这一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对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范围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只有把犯罪客体作为首要标尺,并综合考虑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才能正确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但考虑到刑事和解在我国还是一项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新型刑事司法模式,基于公众的心理需求和提高司法效率的功利目的,当前有必要把罪行轻重也作为能否适用刑事和解的一个考量标准。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7条对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但这一界定仍存在不合理之处。     

析完善检察环节刑事和解案件办理的方式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不仅是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文中通过对检察环节刑事和解办案方式的总结分析,进一步阐明了刑事和解办案方式是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应不断予以完善和推广。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评析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该松紧有度。从以往各地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经验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采取了谨慎保守的立法态度，诸多限制条件存在不恰当之处，不利于实现刑事和解价值最大化，因此，立法应该不断拓宽和完善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西方法学三部曲——西方法学的内在张力与调和

西方法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然而构设西方法学的基础的许多概念常常是近乎矛盾的,而恰恰是这些矛盾概念之间的张力和调和为我们展示出西方法学发展的脉络和主线。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冲突概念的均衡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精神实质,它们的冲突亦构成了它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又进一步同国家与社会、人民主权与人权、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等诸多矛盾联系在一起,塑造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样式。     

青少年维权工作新视野

优化配置青少年维权资源，整合维权机构权责，核心问题在于青少年维权机制的调整和优化。在维权工作理念变革的基础上，整合政府部门的条块资源和机构，构建一个以共青团组织为主导，家庭、学校、社区等多部门组成的多维网络保护体系势在必行。同时，寻求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的维权结合点和机制建设平台，也是确保青少年维权机制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     

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

赔偿作为一种酌定情节,对量刑有重要影响。通过对近3000份故意伤害案件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发现: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和缓刑适用均有重要影响;随着案件严重程度的增加,赔偿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下降,谅解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上升;赔偿时间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不显著,但可显著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和缓刑的适用率;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机制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受法院功利主义量刑思维的影响,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机制的运行存在失范风险,如赔偿谅解后“量刑剪刀差”的出现、赔偿谅解中的“贫富差距”问题、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中非理性因素的放大等。为防范上述风险,可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完善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     

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处理好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初显曙光的时候,通过比较研究汲取德法和解的经验,将使我们获得有益的启迪。人们期待中日关系能借鉴法德在欧洲和解的智慧、创造出东亚地区中日和平与合作的奇迹。在战后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和平友好与法德和解在亚欧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法德关系经历并超越了相互憎恨的历史,走向了真正和解。法德和解奠定了欧洲合作的基石,两者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则开创了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欧洲合作新局面。与德法和解带动欧洲国家整合的硕果相比,中日和平友好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中日关系超越"战争历史"问题、国家地位身份认同问题、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和政治互信问题等方面也都落后于法德和解的发展,法德和解取得了创建欧盟的硕果,中日则刚刚取得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法德和解的经验告诉我们,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必须构建中日战略合作的共识,在中日关系中制定并推行"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外交政策新理念。中日走出历史问题争论和民间对立情绪困境的出路在于中日政治家们是否有智慧搭建两国战略合作和战略互惠的目标与框架。中日需要开展面向未来的共同事业,推动地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实现并深化两国关系的和解与合作。     

Does the procedural act of electing leaders enhance cooper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Lebanon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procedural act of participating in an election in homogenous communities enhances social coopera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policies proposed by the elected leader by making the leader more legitimate. In this study, we implement a lab-in-the-field experiment among Shia and Sunni Muslims in Lebanon to test whether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dural act of electing a leader increases cross-group cooperation also in ethnically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We find that participation in leader election fails to increase inter-group cooperation in a heterogeneous setting. In contrast, an appeal to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successfully increases cooperation. When appeal to a supraordinate identity is combined with leader elections, cooperation increases only when out-group leaders are elected and among voters who value democratic procedur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ethnically divided societies elections can lead to cooperation only if the dominant social norms are consistent with democracy and supraordinate group identity is salient.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刑事和解迅速成为了法学家和实务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来看,刑事和解对于解决轻微刑事案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然而刑事和解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体现着多层次的积极价值,在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着重大积极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刑事和解也有天生的制度性隐忧,从而引发实际操作的困难。本文即从这两个方面来探讨刑事和解制度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人民法院主动参与执行和解研究——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创新纠纷解决制度，执行和解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更好解决执行难问题，但是目前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似乎不尽合理。为了更好地适应执行需要，应当在对目前执行和解制度进行重构的同时，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