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再探析——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析。“赔命价”制度是藏族独特的宗教、历史、地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习惯法,其不可能予以简单的消除。在“赔命价”制度与法定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若欲既维护国家制定法的尊严又尊重民族习惯法,便需要我们通过制度设计把“赔命价”习惯法纳入司法程序中来。     

法律实施与利益选择——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为例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政府与相对人在司法实践中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的行为选择,共同改变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纸面规则。其中上级政府的量化指标考核与和解制度的成本低、收益小是政府与相对人选择和解制度的核心原因。这一现象说明行为主体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下做出了与法律规则不一致的利益选择,这些实际选择一定程度上虚置和瓦解了纸面的法律规则。因此,在法律制度建构时应充分考虑行为主体的生存环境与利益选择。     

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究竟应不应该适用刑事和解以及如何适用,都需要综合各种状况从长计议。在法治社会中,刑事和解在公诉阶段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有利于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有利于被告人复归社会;有利于检察机关提高诉讼效率。它有可能成为后法治时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常态,刑事和解的推进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实务上的经验摸索。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纠纷解决制度,立基于和合文化、恢复性司法、司法处遇个别化和利益共赢等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但又备受争议与质疑。厘清刑事和解的内涵,明晰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与条件,进而设计不同诉讼阶段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解决现行刑事和解试点中的冲突与失范,应当成为制度化构建中国范式刑事和解的实然径路。     

刑事和解制度相关问题探讨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型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对于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积极解决社会纠纷,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更能充分发挥其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制度功能。     

论和解协议效力的司法确认

一般认为,和解与调解的分野在于有无第三方参与纠纷的解决,但事实上和解与调解是出于同一个基本原理,即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在纠纷解决的机制中,和解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调解、诉讼和仲裁都是在第三方参与下解决纠纷的方式,但是其中都蕴含着和解的契机。虽然从原理上讲和解似乎只是纠纷当事人之间直接交涉的结果,但是直接赋予其法律上独立的地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刑事和解的适用成效、困境及出路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它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功能。由于各种原因,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基于对适用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的实证研究,我国应当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以使其体现自身的合理价值。     

试论行政诉讼中“异化和解”的限制原则——兼评析《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项

在行政诉讼中,因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撤诉结案的行政案件大量存在,这实际上是行政机关与当事人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异化和解”的过程。但是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权的特殊性质来看,行政诉讼和解必须受到严格限制。鉴于行政杌关在行政诉讼中的优势地位以及行政权法定性、主动性、扩张性等特性,对行政诉讼和解的限制可以从规范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这一行为入手。     

透视刑事和解制度——以刑罚个别化为视角

从刑罚个别化的视角审视刑事和解制度,应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实体处理权,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并把当事人达成和解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以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和形式。     

刑事和解制度实践困境和改革完善--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通过立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即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文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13年以来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为基础，分析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该程序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更好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