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消费者公益司法救济难的思考

目前，我国严重损害消费者公益事件时有发生，但消费者公益得到司法救济的情况极少。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诉讼制度设计不合理，司法救济渠道不通畅。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救济存在制度障碍和司法不利因素，应完善我国消费者公益司法保护制度。     

构建宪法至上的宪政体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的实施状况及评析我国某些学者所尊崇的构建代议机关至上的宪政体制，阐述我国应当确立宪法至上统领全局，人民代表大会在同级其他国家机关至上的宪政体制。     

股份共有的公司法规范

数个主体共享股份权益的，是广义的股份共有；共有人在股东名册上记载并受公司法规范的，是狭义的股份共有。股份共有具有准共有的属性，可以适用民法有关共有的规范，但公司法的相关规范应优先适用。股份共有人应当确定行使共有股份权利的代表人；未确定代表人的，除公司或其他当事人认可外，不得行使该股份权利。共有人之间承担连带缴纳股款责任。公司对共有人的通知和送达以代表人为受领人，代表人不明确的，任一共有人均可为受领人。     

利益多元化下的工会权利与职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其特点之一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工会要维护职工的权益,必须具备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主体地位。所以,只有确立工会的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明确工会代表权,并确定其财产和机构组成,才能使工会行使各项权能,并有能力承担相应的责任。     

实践“三个代表”要求是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的新的时代坐标

“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为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履行参政党的职能指明了方向。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及中国人民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民主党派要以实践“三个代表”要求作为履行职能的新的时代坐标,在围绕中心参政议政上求新求深,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求质求实、在反映社情民意上求准求快。     

论中国《公司法》下的特别诉讼委员会运作——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延伸适用

新《公司法》简要地规定了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这一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公司拥有了30天和股东交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提示公司可以考虑设置类似美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做出至少形式上可信的公正审查，以期获取股东与法院认可，早日结束争议。基于中国公司实践中的客观需求和新《公司法》的条文特色，这样的类似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可操作的。     

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历史探索及经验启示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源工人在革命实践中进行了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模仿苏维埃制度模式,建立了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三级建构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度,使安源工人在党早期领导革命斗争的局部范围内,实现了工人“做人”的资格和“作主”的地位,为安源工运在革命低潮中“硕果仅存”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共早期在安源工运时期建立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度,为党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重要经验,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深刻的启示。     

基层一线党代会代表发挥作用的差异及应对——以百色市为例

由于工作生活环境、从事职业、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基层一线党代会代表在文化素质、身份意识、制度机制建设、发挥作用形式和发挥作用效果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只有依据不同类型代表的特点,采取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整体发挥基层党代会代表的作用。     

工会代表权法律问题研究

工会代表权是一项抽象概括性权利,它可涵盖工会取得的各项实体性权利。工会代表权的界定、行使与保护,直接决定着工会能否以完全独立的法律主体身份实现工会各项权能,能否真正代表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因此,应悉心修订现有法律法规对工会代表权规定之缺陷,以促其逐渐趋于完善。     

基层一线党代表发挥作用的体系建构

对基层一线党代表发挥作用进行体系建构，就要着力关注其原则建构、方式建构、困境建构、路向建构等基本层面。基层一线党代表发挥作用，需要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增量化稳步推进、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等基本原则，通过联系党员群众、提交重要提案、开展视察调研、列席党委会议等综合方式实现。基层一线党代表发挥作用面临着思想认识、能力素养、有效行权、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困境问题。推进基层一线党代表发挥作用就要从“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教育培训、健全制度体系、加强日常管理、完善行权保障”等方面定位其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