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我国代表人诉讼若干观点评析

我国代表人诉讼机制在实践中适用的较少,学界对此有三种解释。我国代表人诉讼与美国的集团诉讼并没有关联,并非超前的立法;代表人诉讼的适用对象是重大权利型的群体纠纷,并具有显著的权利保障和效率优势,不能笼统地和美国集团诉讼进行优劣比较;实践中代表人诉讼适用的不多,但并非都是部门利益和司法不独立的产物,解决群体纠纷的诉讼机制应当是多元并且可以选择的。我国代表人诉讼机制应当从修订自身制度设计、界定多元的群体诉讼机制以及规范法官程序选择权能三个方面入手予以完善。     

国家所有权行使的理论逻辑

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是国家所有权的权利主体通过代表人的积极行为,支配特定的客体,从而使所有权的利益得到实现的行为。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是有权主体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经济学界的委托—代理理论不适合大陆法传统的当代中国。国有财产有多种类型,应当根据其性质和功能确立国有财产所有权行使的多元机制。国务院以外的机构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尤其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矿产资源所有权,应当有法律的明文授权。国家所有权的行使者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参议院选举后的日本政党政治

日本第22届参议院选举后，由于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丧失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扭曲国会”再次出现，致使日本政党政治的局面曼趋复杂。综合运用计量分析和实证描述方法，通过权力、制度、选民3个层面，以政权运营的状况、选举的非代表性缺陷、选民偏好和舆论影响为视角对参议院选举后的日本政党政治进行全面分析，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当前日本政党政治的生态环境及其发展路径。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之辨析

群体性纠纷事件频发,而代表人诉讼制度却被各种司法解释限制了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集团诉讼、团体诉讼制度虽然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在我国“司法无力”的困境下,盲目移植必定水土不服.法之理在法内,更在法外,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社会现实,示范诉讼在传统“一对一”诉讼结构下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优势得以凸显.     

职工代表区域化协作管理的实践探索

正确发挥职工代表作用,对推动企业民主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持职工队伍和谐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探索实施职工代表区域化协作管理,为职工代表搭建积极参与民主管理平台,丰富了闭会期间职工代表活动,使职工代表成为推进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好娘家人:协调劳动关系的工会视角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国工会组织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国家法律法规机制下规范运行。工会组织维护职工权益,保护广大工人群众的合法权利。工会组织与职工群众的天然联系决定工会是广大职工的娘家,工会工作者是劳动者的娘家人。在劳动关系中,工会是劳动者一方的利益代表。工会协调劳动关系,实际是代表劳动者一方与用工单位利用调解、协商、沟通的方式进行。工会维权的结果是共同发展,是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双赢。     

浅谈教代会代表主体意识的确立及强化

高校教代会代表是教代会所有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加强和完善教代会制度,必须改革教代会代表的选举办法,改善代表结构,不断确立及强化教代会代表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教代会代表的作用。     

Is All Politics Indeed Loc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ual Mandate‐Holders’ Role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in Parliament

The practice of dual mandate‐holding, i.e. the simultaneous occupation of a political mandate at the (sub)national and the local level, is understudied in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ual mandate‐holders embody the most direct link between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yet research has disregarded whether these actors actually feel and act as local ambassadors in parliament. In this article, we study whether councillors in parliament feel responsive for local grievances in terms of their respective role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using the PARTIREP Comparative MP Survey. The estimated regression models demonstrate that dual mandate‐holders indeed perceive themselves as local brokers, even when controlling for various systemic‐, party‐ and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truggle to translate their localized attitudes into localized parliamentary behaviour, which could call one of the main arguments in favour of dual mandate‐holding into question.     

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理论思考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制定政策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与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与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与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