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文化的组织资本形成研究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成员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分享企业文化而产生凝聚力和创新动力.企业文化不仅能诱导企业组织成员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有效地转化为组织资本,而且能促使企业组织资本结构要素与工作任务之间产生协同效应.组织学习、文化调整、知识积累和引导组织成员行为是企业组织资本形成的路径依赖.     

法律义务新论——兼评张恒山教授《义务先定论》中的义务观

本文在评析了一般意义上的义务概念和几种似是而非的法律义务观之后 ,提出 :法律义务是为保障权利和权力的有效运行或实现 ,而由法律设定或当事人约定并通过预设一定的法律责任来保障的、相关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作或不能作的某种行为。它有四大表现形态 :即权利对权利的义务 ,权利对权力的义务 ,权力对权利的义务和权力对权力的义务 ;其中每一形态又包含若干亚类。人们之所以履行义务 ,有多种原因 ,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自我权利的实现。     

建构共同体的东亚模式

建设东亚共同体已开始成为东亚13国的共识,东亚思想库网络第二届年会充分表现了这种共识,并对为建构东亚共同体需要努力的5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作为第二轨道组织,东亚思想库网络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同体建构的东亚模式:互相尊重、舒适程度、协商一致。这也表现在会议通过的《东亚思想库基本规则和框架》文件之中。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证及其惩治对策

黑社会性质犯罪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犯罪。对该罪提出应从五个方面予以惩治:一是建立专门的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机构;二是加强惩治腐败犯罪力度,严厉打击各种黑势力“保护伞”,修改97刑法第294条第4款,提高法定刑;三是加强惩“黑”领域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四是加强并持续进行“严打”,杜绝“运动战”式的做法;五是加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研究。     

以行政契约作为跨域治理之法制基础--以台北和基隆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

在地狭人稠的台湾,有关大众运输、环境保护、水资源、河川管理等跨域治理的议题,正显现其重要性与急迫性。整合跨域治理与行政法的理论,以“北基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分析行政契约作为跨域合作的基础,分析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制问题,例如契约之合致、订约过程（成立要件）、契约应有之内容、契约之进展（如情势变更、政策变迁等）、履约责任、强制执行、救济方法等,希望能建构行政契约在跨域治理的应用模式,以为未来各级政府间在跨域事务中的合作提供法制经验。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执政与参政关系--我国政党制度中几个基本关系探讨之二

中国共产党执政与民主党派参政的实质,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不同作用,共同推进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民主集中制紧密结合,在履行各自职能基础上合作共事,是我国执政与参政关系不同于西方的显著特点.要准确把握二者同一性、差异性和联系性原则.     

远东纲要实施以来的中俄区域合作

俄罗斯2002年3月开始实施的远东纲要为我国发展同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纲要实施两年以来,远东各联邦主体纷纷制定发展战略和采取措施,加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在大力发展对外关系时,把发展同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经贸合作列为优先发展方向。这促使该地区与中国北方省份的区域合作出现飞速发展的可喜局面。     

权利的社会本原——在社会冲突与社会合作的视野下

在权利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权利的实现能吸纳或者消解相当一部分社会冲突, 促成一系列社会合作,使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维系并协调发展。社会冲突在伸张主体利益的同时,有利于提升权利意识;其在重划利益格局的同时,有利于创设新的权利规范。社会合作所具有的消除社会冲突、促进社会有序的功能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安全、和平、有序的社会状态有利于权利的实现。而且, 社会合作为权利的实现增加了有效性。在社会合作中,行为规则的确立和行为理性的运用使行为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从而降低了行为成本,增加了权利实现的顺畅性和有效性。     

试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征和优势

多党合作制度是载入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特征是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 ,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多党合作制度的巨大优势是 :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 ,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 ,有利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论国际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官员罪

贿赂外国官员罪是一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国际腐败犯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对其作出规定,并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以预防和惩治该种犯罪。贿赂外国官员罪的构成具有跨国或涉外因素,行贿方是一国的国民、法人或者其代理人,受贿方是另一国家的官员,且本罪的构成只涉及行贿方的行贿行为,而不包括受贿方的受贿行为。本罪的犯罪目的是为使外国官员不履行其法定职责,以便行贿人自己或者其他人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