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国家之间:当代法文化的价值观

法文化的价值问题属于“法统”范畴,它是任何时代的法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代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研究当代法文化之价值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可以解读出与法文化的价值问题息息相关的概念组合,这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当代法文化之“法统”既不应该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而必然是个人与国家的有机统一,但要统一于具体语境之中,就需要引入实践智慧的概念.当代法文化的“法统”所依据的理性基础是关系理性,这种理性形态在传统中国法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良好的思想支撑.     

重新审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乃是基于其对现代社会与政治的全面反思.官僚制是指一种无所不在的现代科层现象,它以自身的“理性”特征区别于其他的支配类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状态.同时,韦伯将正当支配类型分为三种并非武断,而是有其理论关切的.通过对官僚制支配与超凡魅力型支配进行对比考察,韦伯从“日常/非日常”的视角揭示了它们所处理的事务在性质上的差异,由此说明了官僚制特有的局限性以及卡里斯玛型权威的必要性.此外,韦伯式的官僚制研究并不是为了生产专业知识,而是为了获得见识,并且帮助人们更好地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法理价值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该法一公布,激活了人们的法律思维,打破了人们某些固有的家庭生活规则,挑战了传统的婚姻观。呈现了许多新的亮点：规定了结婚瑕疵的救济途径;厘清了发展中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家庭财产制有了新的意蕴;明示了生育权女性做主的原则。体现了婚姻法的法理性、现实的针对性、改革开放的时代性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它的发布有着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论民事抗诉对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

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内涵的核心价值,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与安宁.民事抗诉制度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在:它能有效地监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效地节省司法资源,克服司法地方化.正因如此,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民事抗诉制度只能不断完善与加强,决不能削弱,更不能废除.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与功能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可以从法益与实定法的关系、讨论法益问题的领域两个角度来分析。在不同领域内讨论的法益,有不同的概念选择,发挥不同的功能。犯罪立法概念中的法益只能是宪法性法益,其功能在于为刑事立法者提供适当的刑事政策标准。犯罪司法概念中的法益,在入罪判断时只能是后刑法法益,可以指导解释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在出罪判断时只能是宪法性法益,通过法益价值的衡量,对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进行正当化处理。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产权经营创新

发达地区产业竞争园区,欠发达地区园区竞争产业。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要素累积单薄,园区竞争产业处于不利境地,制度创新成为唯一出路。文章从企业的契约性质角度,讨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价值基础,提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制度条件,分析了园区产权经营的复杂性,探讨了园区产权效率经营的制度安排。为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产权经营政策创新提供借签。     

网络低俗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及解决对策

当今社会的网络低俗文化不仅会淡化社会教育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还会使青少年已初步形成的良好品德、兴趣与需要结构发生变异,价值取向出现错位。文章分析了目前网络低俗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及泛滥的原因,探讨了抵制网络低俗文化的对策。     

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综论

本文全面论述了贵州多元文化状态下民族传统文化节日类型、价值,以及开发与保护传承等问题。     

海峡两岸青年政治价值观异同比较

青年的政治价值观反映青年对所处社会的政治现实与理想的基本评价.源于海峡两岸社会政治背景的差异,两岸青年在政治效能感、政治理想追求、政治现实的评价和两岸关系发展等问题上相异也十分明显,但两岸青年对社会政治昌明的追求和共同传承的爱国主义精神纽带,又构成了两岸青年的政治价值观的相通之处.为了促进台湾青年对祖国大陆的了解与信任,必须加大对台政策宣传,积极推进两岸青年的沟通与交流.     

Transparency and Public Value—Analyzing the Transparency Practices and Value Creation of Public Util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o what extent transparency is a condi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public value. Transparency is usually narrowly defined as a tool for external stakeholders to monitor the internal workings of an organization, but public value management positions transparency as a broader instrument for actively engaging stakeholders. We investigate empirically whether transparency is indeed necessary to create public valu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ransparency about operational capacity, authorizing environment, and value proposition. We find that more transparent public organizations achieved higher public value scores, especially if they disclos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sign and dynamics of their authorizing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