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定额侵权的分析及对策

在政府劳动定额管理缺失的情况下,由企业自行制订的劳动定额在企业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因为标准过高,从而成为一种对劳动者危害极大的隐性侵权方式.要想有效遏制这种定额侵权行为,必须制定出科学的企业劳动定额,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努力,并通过工会和职工的民主参与来完成.     

试论学校社会工作中的伦理困境

近年来,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业的助人工作,在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沿海地区一些发达城市里,学校社会工作也开始起动,很多学校都拥有了专业的社会工作队伍,然而学校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却常常陷入种种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介入闲散青少年的成长困境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在青少年群体中,逐渐分流出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闲散青少年。他们基本上面临着"无书可读、无业可就、无组织去管"的现状,给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对青少年自身成长也造成很大影响。在了解闲散青少年成长困境的基础上,可以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干预闲散青少年的成长困境。     

以人民调解为基础 以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为合力 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调解工作体系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管理难度加大。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显得越发重要。对地方党委、政府而言,面对本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新形势、新情况,必须科学处理好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者之间的关系,合力发挥各自作用,努力把社会矛盾消化在萌芽阶段,为社会和谐稳定夯实基础。为此,必须深刻理解＂人民调解＂的思想内涵和法律效力;准确把握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科学内涵及其辩证关系;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调解工作体系。     

信息网络化背景下统一战线工作创新探索

当前的统战工作,正处在信息网络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为此,我们要矫正误区,创新工作理念,树立"网络大统战"意识,实现一系列具体工作观念的创新。要从创建新组织形式,更新相关制度;规范统战系统信息网络的有序发展;调整和创新统战系统门户网站;综合利用多种信息网络媒介方式和引进培养信息网络建设人才等方面实现实践的创新。     

完善政协协商民主的途径与方法探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政协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努力提高政协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政协协商民主制进行大胆创新,对其活动规律进行深化研究,是提高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     

公安群众工作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

目前关于提高民警公安群众工作能力的思考和讨论,缺乏一个更坚实的、更广阔的理论框架。在长期实践中,公安机关总结出了许多具有民警个人特点的群众工作方法,并以民警名字为方法冠名。文章认为＂能力＂不等同于＂方法＂,不能片面地将公安群众工作理解为方法问题,公安群众工作更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进而指出公安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党建学科、是无产阶级政党群众工作理论,并参照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提出了公安群众工作的分析框架。     

论职工闲暇与工会社会工作的介入

闲暇是职工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虽有多项法律规定保证中国职工的闲暇,但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推动闲暇的实现及提高闲暇的质量.工会作为维护职工权益的合法组织,应在职工闲暇上发挥更重要作用,可与专业社会工作相结合,在企业和个人层面上进行介入.在企业层面上,对带薪休假制在企业内的实施进行监督和完善,推动职工休闲设施的开发与利用,针对不同类型的职工设计实施各种闲暇方案;在个人层面上对职工进行闲暇教育,引导职工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休闲障碍者提供休闲咨询.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提升领导干部的执行力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目前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能否成功进行转变,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领导力量,领导干部的观念、能力和工作直接影响到转变工作的进行。要使他们的执行力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工作相协调,就必须在主观认识水平、科学发展能力、引导市场能力等方面要有相应的提升。     

The affective burden of separated mothers in PA(S) inflected custody law systems: a New Zealand case study

ABSTRACT

Custody law systems across the Anglo-West are increasingly characterised by the overt and covert use of parental alienation (syndrome) as an aid to the governance of post-separation mothers. Difficulties with care arrangements within PA(S) inflected custody law systems are often regarded as evidence of mothers’ alienating behaviours, resulting in a range of remedial, coercive and punitive censures, including losing resident parent status. I argue here that the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custody law and PA(S) creates an affective burden for post-separation mothers. Drawing on the voices of mothers in contested custody cases, I show that their affective burden consists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emotion work in relation to these states, and court required emotion work in support of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The latter mitigates the risk of being found to be an alienator and losing what matters most to them – their 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