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

耿飚,1909年8月生于湖南醴陵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乃一员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曾经一位北大学者评价：“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此言不虚。     

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

新世纪之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日益频繁:军事演习不断,对台军售增加,今年4月撞机事件后,8月下旬,美国在南海海域又进行了一次双航母战斗群作战演习。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屡有大的动作,使人不得不对美国在亚太的军事战略和部署给予更多的关注。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最早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取得了原西班牙的殖民地关岛和菲律宾,从而初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起军事立足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美国在欧洲组建北约组织,与苏联对峙,在亚洲则拼凑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包围,从而逐步建立起以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等军事条约为基础的亚太前沿军事体系。     

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

苏联的崩溃无疑是一种社会性失败,社会性失败必须从经济基础找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实际是这一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反映,这一矛盾就是计划的指令性与个人消费的不可计划性之间的矛盾.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纳入统一计划,是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存在前提.个人消费的选择性特征,决定了个人消费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由此便形成了否定苏联计划经济存在前提的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是压制个人消费,用供应短缺方式使原本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的个人消费变成可以统一计划的,这实际上并没有消除这种对立.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对社会再生产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社会经济陷入危机循环,而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导致经济基础乃至整个苏联社会的崩溃.压制个人消费是苏联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内部条件,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隔绝是其存在的外部条件,从长期看这些条件都是难以为继的.     

执政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对策思考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去面对它并及时把握其现实特征和发展趋向,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课题。     

红楼到底什么

不是北大的。一提北大的红楼,就知是知识的圣殿,让人想起一串闪光的名字,一串足以令中国历史厚重、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名字。也不是曹雪芹的,曹雪芹的红楼一梦,一传数百年,是世界文学不可多得的瑰宝。说来有点难以启齿,这里说的,竟是制造贪官的大行家,赖昌星的红楼。     

我国人口：12.9533亿

毛泽东常对人说,人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他又说,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2500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什么样子了呢？他曾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现实与展望

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的脆弱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中国要走出危机,实现工业化,则必须改变对国际体系的片面依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公然决裂。     

形塑中国:对外宣传是次要的——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自我塑造的过程,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如果一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国际形象也一定很好。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     

红色劲旅之歌——左联小史(九)

1933年,希特勒统治德国,法西斯毒焰开始迷漫西欧,在．,东方,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世界和平遭受严重成胁。根据这一世界新变化,1935年7—8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长篇报告,     

航行自由制度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航行自由"在当代国际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其他公约和国际习惯法为补充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现出从关注"自由"转变为规范"航行"的权利义务、从强调航行不受干涉转变为协调航行权与沿海国利益、从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转向博弈与共同治理并存的特点。与此同时,若干新问题需要国际立法作出澄清和协调,如专属经济区内资源利用开发及海洋环境保护与航行自由的冲突、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与沿海国安全利益的冲突等。充分利用航行自由制度,积极参与该制度的后续国际立法完善将是中国适应角色转变后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