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性质和人类未来走向的重大判断和指导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行动指南。对于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问题,学界形成了外交路径论、发展路径论、综合路径论三种观点。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需要根植已有的实践探索和丰硕成就,遵循这一思想内在的自治和治理的逻辑,从深邃渊远的中国智慧中提取中国方案,走出一条世界各国包容互鉴、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中非安全合作

近年来,非洲大陆热点安全问题爆发烈度和范围有所收缩,但仍面临社会动荡、恐怖主义袭击、族群冲突、粮食供应短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尚待完善等问题。对此,中非在安全合作中,秉持"发展—安全"观,依托特使机制,参加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注重提升非洲自身安全能力建设,创造了安全领域的南南合作新模式,为维护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建设性贡献。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过程中,循序渐进、由近及远是一个合理可行的选择。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从历史和现实、基础和条件以及障碍及其突破等方面衡量,是当前中国积极开拓周边外交和优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选择。     

关于进一步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几点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下一步的发展提出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机制化、明确其海上合作的地位以及夯实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这个合作依托等建议。     

制度视阈下东盟区域安全机制建设路径研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安全形势趋于缓和。东盟加强制度建设,在区域构建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的大多边、小多边和双边的安全机制,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对话和安全合作。然而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位,当前东盟地区论坛面对从国家、国家间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制度限度,使其安全机制建设步履维艰。为此,可沿路径依赖方向对东盟地区论坛进行制度建构,也就是推动东盟地区论坛从异质走向同质、从低领域到高领域、从弱安全机制到强安全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海上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其涉及范围逐步向非洲大陆扩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最终确定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穿越非洲大陆。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有必要借助"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到非洲的机遇,在现有中非经贸、政治及安全合作的基础上把中非关系扩展到海洋领域。鉴于非洲多国政局并不稳定、非传统安全威胁加重,其中来自海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等局面,在依托"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中非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与非洲相关国家加强各领域特别是海上的安全合作,并争取其他域外大国的良性参与,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创建一个"中非海上安全共同体",为包括中国、其他域外国家在内的各国在非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及发展保驾护航。这样既能巩固和加强中非传统合作关系,推动其发展到新的层次,更好地保护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也能避免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走向"零和博弈"。     

朝鲜族乡村社会的集中村建设及其社会共同体的质变

城镇化进程将导致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解体与巨大社会变迁.引导乡村社区的整合与重构,摸索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必要的.朝鲜族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为了克服社会变迁带来的阵痛,朝鲜族社会自发组织起集中村建设运动,通过集中村的形式实现就地城镇化的道路.尊重经济结构形式与社会共同体形式之间关系的规律,成为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区重构的关键因素.集中村建设经验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自1996年正式形成以来,已历经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2004年的《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和2010年的《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三次变化。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因在于东盟区域一体化目标的推动以及“东盟方式”固有的制度缺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动因在于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缺乏操作性以及“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三次变革可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走向、模式选择及修正时机上给中国构建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变局及其重构

<正>自2009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的核心关切逐步由"反恐"转变为"重振经济"。冷战后经济增长强劲、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上升为美国全球战略新的重心。美国的亚太战略相应出现大调整,即美国着手将其二战后构建的轮毂型(hub and spokes)亚太双边同盟体系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