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的互动与融合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都体现着"地方性知识",都是对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和规范。民间规范拥有与地方立法互动融合的有利条件,其可以促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着民间规范转化为地方立法、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所抑制和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双重规制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为了保证地方立法吸纳民间规范的科学性,有必要加强民间规范融合地方立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地方特色性的立法评估,以实现地方立法实效性的提高。     

“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

"圈层化"是指青年群体由于价值观而聚合、兴趣点而分众所形成的特征各异的圈层,并在自己认同圈层中进行交流沟通的现象与趋势。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往往会造成情感交流与文化发展的隔膜、"标签"自我与主流收编的抵抗、渴望入世与向往出世的矛盾。要破解其入世与出世之困,必须理性看待、合理引导,推动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从"圈地自困"到"文化出圈",变"圈圈万重"为"圈层合一",既"理性入世"又"合理出世"。     

让社区生活更美好--关于河南省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现有的城市社区建设管理作用日益凸显,但其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寻求解决途径。河南省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现状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强城市社区管理与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自治职能弱化。     

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执法的特点与对策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期间行政执法工作任务艰巨、成绩突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对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至关重要,疫情防控期间的行政执法与常态下的行政执法相比有一些不同特点,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扎紧作风建设的“紧箍咒”

2020年1月,浙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09起,处理406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58人。2月25日,浙江省纪委省监委发布了今年1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关情况。其中,首次发布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96起;查处的216起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三类问题占比78.2%。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商标恶意抢注中特定关系“非特定化”之反思--《商标法》第15条的解释论

商标抢注是我国商标法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商标法》第15条专门规制发生在特定关系人之间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划分特定关系的类型,但未对其含义做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特定关系的判定出现分歧,特定关系的范围因此不断扩大,呈现出“非特定化”趋势。特定关系的无序扩张,在法理上缺少必要性和正当性,既有碍适用《商标法》其他条款,又不符合效率原则、社会成本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意。为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应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核心,法官适用该条款时不宜随意扩大特定关系的内容,应严格按照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     

论地方事务设定的合法性要件

针对地方事务的初次分配(设定),长期由国务院等中央行政机关负责的实践传统不能取代有限制性规定的现行法律。按照这些合法性要件,在设定主体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经授权的国务院有权设定地方事务。同时,为适应综合治理的需求,1985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授权决定应及时增补其他领域。在规范形式上,只有宪法、法律与依行政法规程序制定的暂行规定或条例可以胜任;并且要以宪法为依据,以法律为主体,提高人大立法的比重,控制授权立法。在制修程序上,代表团得充分行使提案权,为地方事务的设定发声;“中央和地方协商办事”的治理原则须转化为法定程序,以便地方意见的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