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协调是当前构建亚太地区复合安全架构的重点

一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亚太安全架构仍将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安全架构。一方面,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包括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等同盟依然存在。这些双边同盟尽管各有各的问题,但大体而言     

中日韩三国纺织服装品在东盟市场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等4个不同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2000-2008年期间中日韩3国纺织服装品在东盟市场竞争力的大小.实证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纺织服装品在东盟市场的竞争力不断上升,同日韩两国相比,我国纺织服装品的竞争优势非常明显.本文的研究可为我国纺织行业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提供借鉴.     

深化政治互信促进务实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访问欧洲三国

<正>踏着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欧洲的春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率中共代表团于2014年5月12—21日对保加利亚、德国和瑞士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与三国政界、经济界人士广泛接触,深入交流,积极宣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主席访欧期间宣示的重要外交理念,着力推动我国与三国双边关系及务实合作,还实地考察了三国在城市发展、城镇化、城市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     

深化友好交流务实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侧记

<正>应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5月24日至6月2日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三国。这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成功访问上述三国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中国对大洋洲地区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是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落实习主席访问成果、深化广东省同三国友好交流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之旅。任务明确,内容丰富,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同三国关系     

英、法、德三国在欧洲防务特性问题上的政策

冷战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英、法、德三国在建立欧洲防务特性问题上的观点日趋接近,它们从相互争吵中渐渐聚合到了一起.欧洲防务建设展现出积极发展的势头.然而三国间的分歧并未完全消除,加之受美国的影响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欧洲防务特性仍难以摆脱其局限性.     

中日韩领导人签署《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会上,温家宝与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韩国总统李明博就中日韩三国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结束后,三国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这份文件是首次单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标志着三国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日韩跨界大气污染中的中国责任识别研究

跨界大气污染已成为国际环境外交关注的重要问题,清晰的责任界定是解决跨界大气污染问题的基础。本文提出了污染排放的"经济—环境"全过程分析方法,构建了跨界大气污染中的国家排放责任识别体系,研究指出:在界定责任时,首先,要从各国的发展阶段出发,保障其基本的发展排放权;其次,也要充分考虑各国为减轻环境污染而做出的超常减排努力;第三,还应重视国家间经济贸易往来中隐性的污染转移。基于此责任识别框架,对中日韩跨界大气污染问题中中国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定量分析,这为中国在环境外交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证支持。     

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动因、路径、影响及前景

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三国迅速走上“去俄罗斯化”道路。通过限制使用俄语、重构历史叙事、排挤境内俄罗斯人和拒绝俄罗斯主导的政治安全体系等方式,外高加索三国在消除俄罗斯影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过激的“去俄罗斯化”措施也给外高加索三国的教育文化、经济发展、族际关系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考虑到与俄罗斯之间既存的根深蒂固的联系,“去俄罗斯化”进程的难度本身就很大,同时,外高加索三国在应对地区冲突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性,一定程度上也会消减“去俄罗斯化”进程的动机和效力,而国际局势变化和外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会提高“去俄罗斯化”的成本和风险。总体来看,短期内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步伐不会停止,但对其进一步发展的成效也难有过高期许。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三国经济的影响

中日韩FT(A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将会对三国的GDP及其产业结构产生何种影响?三国间国际分工结构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上述研究对该地区经济的融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韩国的经济政策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国内实践、地区合作与东亚粮食安全——以“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机制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APTERR)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自主建立并已制度化运行的区域性粮食紧急储备机制。自建立以来,它不仅帮助地区国家有效应对了因各种自然灾害导致的大米临时性短缺,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多次向困难国家提供大米援助,减轻了疫情对地区国家粮食安全的冲击。在东亚地区结构性矛盾突出且贸易自由化日益成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主流的背景下,为什么以公共储备为特征的APTERR机制能够获得成功?结合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本文认为,地区国家在国内粮食安全实践中所形成的储备惯习以及实践共同体成员间的互信是APTERR机制成功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粮食危机促使东盟国家于1979年建立东盟紧急大米储备,地区自此开启将国内实践拓展至地区粮食安全合作的进程。此后,东(南)亚粮食安全合作经历了储备释放难以触发的实践困境、2007—2008年大米价格危机的冲击以及以大米贸易自由化为代表的替代方案竞争等多重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惯习和实践共同体成员间的互信使地区国家能够迅速达成共识,它们一方面坚持推进深化储备实践,另一方面改革和优化实践环境,为储备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东亚粮食安全合作的成功,也为紧急储备机制在地区的深化和延伸提供了经验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