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及其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给中国初级产品和劳动与资源密集产品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对中国的高、中科技密集产业的贸易带来重创。但从长远看，自由贸易区对加快日本和韩国向中国产业转移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如果能够把握产业转移的机会，利用技术外溢效应，一方面因势利导，积极引进中国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相关投资和技术；另一方面注重对新技术的消化和创新，发挥后进优势，就有可能在经过短期的冲击后，大幅度提升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     

东亚区域的新三国志

面对2006年朝鲜悍然核试和2007年朝美单独媾和,中日韩纷纷修正自己的外交策略。中日接近可以理解为对于美国主导地位的一次反叛,却也可能是中韩离异的催化剂。     

厦门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对台合作先行先试的对策分析

厦门自贸区作为探索对台合作先行先试的试验场,既具有一定的政策实施基础,也取得了积极的发展成果。但是,对台先行先试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政策,这也使得厦门自贸区面临一系列政策创新的挑战与困难,要推动厦门对台合作先行先试的升级,必须从政策推动与政策创新两个维度入手,解决厦门在对台先行先试中面临的制度障碍,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在先行先试中的政策自主性和创新性。     

上海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制度的变革及其引发的思考——兼论引发行政争议的可能性及其解决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两项核心议题是“外资准入”与“国民待遇”。近年,随着国家问资本流动的日益频繁,一部分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已经率先在外资准入领域实施“负面清单”模式。在此潮流推动之下,我国亦于2013年建立“自贸试验区”,并且突破了现有外资立法的规定,在准入的实体监管上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在程序监管上实行“备案”制。然而,这些重大的变革亦会引发诸多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对外资准入法规的解释、准入争议的解决等方面。要想借助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经验形成较为完备的外国投资法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本文在借鉴国际投资条约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自贸区外资准入制度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同时,亦分析了可能产生的准入争议及其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论上海自贸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自贸区金融政策成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破冰的关键.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跨境投融资、离岸金融等金融改革措施实施后,中国金融业将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利率市场化风险、流动性风险的挑战.借鉴国际经验,前瞻性地构建自贸区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对维护中国金融市场长久稳定意义深远.在监管模式选择上,“相对独立”应理解为更严格的特别监管;在监管制度设计上,应借助“并表监管”实现与微观审慎的协调,并通过科学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在监管机构设置上,应在中央银行牵头模式下,增强金融稳定局监督权的执行力.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我国涉外经济法制转型的影响

上海自贸区正式获准成立,这是中国法治转型中的重大创新。上海自贸区内通过临时性的授权调整,逐步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此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投资领域努力扩大服务业的投资开放、促进外商投资准入制的转轨、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法律体系;在贸易领域积极推动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在金融领域应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实现"在岸金融"与"离岸金融"的互动;并在争议解决机制构建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变化与中日韩合作

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模式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大国将为世界带来种种机遇。在此背景下,美日两国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纷纷调整其亚太政策。美国希望调整该地区合作"制度"规范亚太合作进程,日本希望通过呼应美国TPP战略来干预亚太一体化进程。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强化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中日韩FTA谈判不仅有利于三国的经济利益,也将对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加速本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调整。     

自贸区建设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

与自贸区建设相关的纠纷解决机制,既涉及中国与WTO成员国、东盟国家及其他国家地区间的贸易争端,也包括中国设立的自贸区内的各类纠纷的处理.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是自贸区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在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成为纠纷解决机制创新的重点和方向.中国——东盟《争端解决协议》及上海自贸区的经验都显示出这种努力,国际贸易争端处理机制的改革中也正在出现调解发展的新契机和大趋势.     

论中国投资者在东盟的投资保障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东盟,除了商业风险外,还可能遭遇政治风险,投资风险不同,保障形式和可选择的救济途径也不相同,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果中国民间资本向东盟国家投资遭受征收险,可选择向东道国索赔,也可选择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保以转移风险损失。对于违约险。要视具体接受投资的东盟国家的国内立法是否承诺赔偿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