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进到赎回：新中国初期的中苏合资企业——基于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分析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采取“一边倒”的方针。为克服经济困难和发展工业，中共采取了引进中苏合资企业的政策。在中国方面，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学习苏联的经验来发展本国经济；而苏联方面则是利用支援建设的机会换取战略物资，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手段行“经济帝国主义”之实。这就注定了中苏合资企业从引进到赎回的命运。     

毛泽东: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正>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首版、由逄先知和金冲及两位著名党史专家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三十一、中苏论战"一章中写道:"一九六二年十月,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     

U-2飞机事件与中苏关系地震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新中国坚持“一边倒”，和苏联结成兄弟之交，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空前密切，西方反共产主义势力咬牙切齿地诬蔑说：“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莫斯科——北京轴心，它们是比阿道夫·希特勒拼凑的柏林——东京轴心更加可怕的力量。”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热点问题探析

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正确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

中共中央、毛泽东于西柏坡秘密会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是我党于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发生的重大的外事事件,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与苏共高层领导人会面。正是这次会见,中苏两党就中国革命的前景和两党两国未来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和探讨,使中苏高级领导层更直接地增进了了解和信任,为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走向中苏同盟迈出了第一步。     

传奇间谍勒斯勒

1941年6月中旬的几天，莫斯科连续接到几份惊人的情报，提供了德军拟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袭占领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详情，包括进攻的日期、德国三个方面军坦克的精确数量，甚至连集团军高级将领的姓名都完整无缺。这些情报详尽到令苏联人不敢相信的程度。情报的提供者是一个叫勒斯勒的德国人。至今，他的脸上还蒙着尚未揭开的面纱。     

1949年刘少奇秘访苏联始末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次加深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公开访问苏联、谈判签订中苏结盟条约作了必要的准备。实现中苏结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确定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成功范例。作为中苏结盟谈判的先行者,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样应当功垂史册。然而这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论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都未提及此事。王永华同志撰写的《1949年刘少奇秘访苏联始末》一文,对这段重要历史进行了披露。     

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华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

1944年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后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实行国际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兼而有之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大力援助中国抗日,直至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对最后战胜日寇立下了不朽功勋;但与此同时,又从中索取了许多不该索取的利益,以满足本民族的私利.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的今天,对前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对华政策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识别和反对当今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能力,正确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苏论战的实质

中苏论战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然而这场论战的实质问题及其对中国、苏联、国际格局、国际共运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中苏论战的实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认识:它是国际共运传统模式发生危机的一种反应,是中共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一场斗争,是中苏两党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     

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的美中苏三角关系

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 ,实际上是以中美为一方 ,以苏越为另一方在东亚进行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角逐。“教训越南”的战略举动主要是着眼于稳定东南亚局势 ,着眼于国际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格局。中美战略协调关系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