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风云突变之时(之二)——毛泽东断然拒绝"联合舰队"内幕

苏联海军远洋潜艇需要岸基“长波电台”来通讯指挥，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由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海岸合作建设“长波电台”，两国共同管理和使用，遭到毛泽东主席的严辞拒绝。     

中国领袖对苏决策中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1921-1966年)

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苏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交错。从孙中山"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换取苏联最终选择扶持国民党,到蒋介石骗取苏联顾问信任,并在崛起后迅速"变脸",抗日战争时期又力争"与苏共存",委曲求全至忍无可忍。从苏联亲手点燃的中共星星之火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发展成燎原之势,到建立新中国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愤懑,决心与苏斗争到底。如果说,孙中山对苏联的信任是: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军阀混战的中国选中了他;蒋介石对苏联的厌恶很大程度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那么毛泽东的不满,则是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各不相同,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中国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却不得不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和在华利益的苏联交手,这其中的纠结可想而知。但关键在于,他们在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中作出了抉择,而结果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中苏关系的走向。     

“地方性”视角的中东路事件——基于地方史料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东路事件前,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地方化"历程与空间上的动态伸缩,使人们逐步形成了"地方"意象和"地方中心主义"观念。其"地方性"表现在"地方"的去政治化、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和社会秩序主导力量等方面的特征。"地方性"视角下的中东路事件,打破了人们既往的"地方意象",降低了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经济关联与辐射作用,主导地方社会秩序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客观上,起到了去地方性的作用。然而,当时中国一方去殖民地化的努力归于失败,国家主体性在"地方"的创设未能达成,造成了中国政府在"地方"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全部被弱化,并且给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造成了极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事件后"地方"的殖民地化程度加深,社会秩序动荡,民众生活陷入困境;苏联的军事进犯,伤害了中苏两国民众的情感,文化交流被阻断,其商业倾销政策阻碍了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动摇了以铁路经济为中心的地方经济基础。     

揭秘1954年赫鲁晓夫首访中国的一段插曲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光头,矮个,眼睛不大,眉毛淡稀,但他面色红润,腰身粗壮,让人一下就能感觉到他的雄心勃勃和牛一样的干劲。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因而他一直被看成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在赫鲁     

“回归亚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1979—1989)

中国在20世纪的后期是否有东亚地区战略或政策,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在1979年到1989年中苏实现正常化的十年中,中国的印支政策如何在中苏博弈中逐步摆脱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窠臼,并最终回归到东亚地区政策的范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对东亚地区的政策。     

亲历伊犁大逃亡

1961年，中苏关系走向分裂，在苏方的鼓动下．1962年4月下旬，中苏边境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6万多新疆居民集体逃亡苏联。本文记述了作者亲历的“伊塔事件”经过。     

1960年中苏关系危机中的“和事佬”

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一个声音说话,是冷战背景下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种和谐的局面在苏共二十大后被逐渐打破,1960年中苏关系几度波澜,矛盾和危机迭起。为弥合中苏裂痕,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曾凭借与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两度进行调解。以第三者身份奔走北京和莫斯科,促成无果的两党会谈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向中共代表团口译了一遍,就匆匆走人。与中共只听到一遍口译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半个月后,《纽约时报》详细发表了…     

历史的抉择,还是人为的选择——对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再思考

如何看待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历来存在一些争论。本文作者认为“一边倒”虽然有助于新政权的巩固 ,但从长远来看 ,它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求。主要原因在于它造成了中国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和中美 2 0余年的对抗 ,而且当初中共还存在其他选择的机会。因此 ,作者提出新中国可以实行“守全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这样一种外交政策设想。     

关于中共批判南共民族主义问题

1948年夏,中共参加了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所谓南共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南共对苏联和斯大林执行独立自主路线的表现。在这方面,中共与南共有颇多相似之处。中共参加这次批判,并没有对南共对内、对外政策进行具体指责,主要表明自己决不走第三条道路,以便消除斯大林的误解,以达到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粉碎西方孤立新中国的目的。今天应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     

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上)--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

本文分八个方面--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叙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也遗留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