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关系发展现状及展望

目前中韩关系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最好时期。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韩关系仍将面临诸多挑战,如韩美同盟的存在以及中韩对朝鲜政策的差异等因素都影响和制约了中韩两国政治安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此外,中韩两国间存在的经贸问题、韩国政党政治和媒体干扰、两国人文交往问题,以及潜在的历史及领土问题等都是将来中韩关系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鉴于此,中韩两国应该着眼长远,从地区和国际战略的高度为中韩关系赋予更新的战略内涵;同时,两国政府应该积极沟通,加强战略协调,可在区域合作的框架下进一步加强中韩关系,并引导积极的社会舆论。     

从"四国同盟战略"看冷战后日本外交取向

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四国同盟战略”,希望在亚太地区组建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参加的战略机制,但它将中国排斥在外,表明日本企图借助“中国威胁论”,拉拢具有共同利害的国家围堵中国,并借机确立自己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日本及其战略选择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正处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内精英层对东亚安全中日本的定位基本上可分为三个派别:"现实主义派""东亚共同体派"和"脱离对美从属派"。日本国内精英界有关东亚战略选择的讨论也呈多元化的趋势。在官方层面,自2012年上台的安倍政权的战略选择徘徊于"对美从属"和"自主独立"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家战略的具体落实往往受到其国内政治、美国的态度和其自身文化思维——身份认同和非理性因素的制约未来日本的战略走向,将取决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实力消长、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对其身份认同的调整。     

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实质、由来和发展趋势

现有联盟理论忽视了对联盟类型的进一步探究,即根据主导国的战略目标和制衡偏好来判断联盟类型。本文考察四国机制的“共识型联盟”属性,认为共同价值观基础、共同地缘环境、共同战略目标要素驱动四国机制的重启。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经历了提出到停滞,再到重启、升级的演变过程。随着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四国机制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功能也有所强化。四国已经从以安全合作为轴心拓展到经济和人文教育领域,并初步形成部长级磋商机制和国家领导人对话机制。四国机制发展至今,呈现出浓厚的价值观属性和海洋安全属性,并具有非正式性、非强制性和灵活性等特征。四国机制发展演变的背后与西方遏华有关,应对中国崛起是美日印澳四国共同的战略目标。目前,四国机制的主要功能是协调对华政策立场,短期内升级为同盟或准同盟的可能性不大。     

财富与权力的交织——对美日贸易摩擦的多重考察

美日同盟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贸易摩擦迅速“政治化”的过程,经济矛盾的激化与政治、安全关系的强化相互交织,双边关系经历了“U型”的发展模式。美日贸易摩擦不仅是国家间经济利益调整的结果,也是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差异,国际体系结构松散或紧密的趋向,双边政治、安全关系以及国内集团政治利益等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本文试图对美日在20世纪末期贸易摩擦激化背景下的同盟关系作一个多层次,较为立体的解析,试图说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美日关系发展的规律和模式。     

东亚岛争中的美国角色

东亚的岛屿争端并没有因美国的介入而得到解决,甚至呈现复杂化的趋势,但美国在这一地区强化同盟关系、调整军事部署的战略目标却正在——实现。奥巴马政府如何在亚太推进"再平衡"战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9月16日开始的对日本、中国和新西兰的访问是一个重要看点。因为帕内塔的到访,正值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急转直下之时,美国需要通过展现对日本这个关键盟友的"承诺"     

《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从何时开始——兼论《共产党宣言》的“草稿问题”

对《共产党宣言》创作史的考察,需要紧密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正义者同盟的实践活动,既要把《宣言》当作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又要把它视为“同盟纲领”：《宣言》创作史的开始日期是马克思恩格斯将其科学思想第一次传达并作用于同盟之日。同理,《宣言》的“草稿”也具有两大显著特性：一是科学共产主义著作,二是为同盟制定纲领所写的文件或公告。诸如魏特林的“20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以前的诸多著作,都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     

战后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

战后,日本界定新的国家认同,重塑国家利益,重建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以日美同盟为平台和支柱,日本实现了冷战格局中的身份建构与转型,追逐着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重建中的身份重构。日本已从低姿态专注于一国繁荣的小国,走向高姿态意欲主导亚太安全格局的大国。目前和将来的一段时期内,争取亚太安全格局的主导权仍是日本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和身份特征。然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身份建构模式,必然会使日本受到负面效应的冲击。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同时影响并部分建构着亚太安全格局。     

政府援助与政治收益 ———以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为例

作为对外援助一部分的政府援助有着独特的作用, 虽然政府援助属于国际经济领域 现象, 但是其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更能够对自身的产生、发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以政府开发援助为 载体的日本战后经济外交, 其产生与发展正是基于政治收益的考虑而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来。     

日本对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认识

二战期间,日本天皇除拥有宪法所赋予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还集中了元老、宫内省、军部和神权等各项权力,天皇作为日本军队至高无尚的最高统帅,是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二战结束后,美苏战时同盟关系因双方根本利益的冲突不复存在,战时大国合作体制逐渐走向分裂,为借助日本遏制苏联,美国对日本采取扶持的政策,因此没有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对裕仁天皇实行了姑息和包庇,使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惩罚,而且仍留居其位。战败前后日本政府为天皇开脱战争责任在二战战败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