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理论先驱：费尔明与潘光旦对科学种族主义的批判

1885年就对科学种族主义展开抨击的海地知识分子费尔明，以及1925年就对人种理论给予驳斥的中国学者潘光旦，具备近年来学界所称的南部理论先驱者特质。一方面，费尔明对19世纪后半叶欧美体质人类学家鼓吹的颅相学之谴责，可谓当代批判种族理论的先声。另一方面，潘光旦对披上科学外衣的“优越种族”意识形态与20世纪初军国主义兴起的联系之解析，可以说是带着一种震撼力揭示了种族主义国族论作茧自缚的深刻道理。     

“第三届中非未来领袖对话”成功举办

2023年7月14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第三届中非未来领袖对话”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对话以“为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年力量”为主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姜江、马里驻华大使迪迪埃·达科出席并致辞,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理事单位代表以及中非各领域青年代表近100人参加。     

中非卫生安全合作60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卫生问题安全化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各类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为突出表现的卫生安全挑战，在非洲具有多样性、动态性、跨界性与复合性的特点。卫生安全问题损害了民众健康，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削弱了非洲国家提供卫生公共产品的能力，反过来又引发新的卫生安全挑战。从1963年派遣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开始，中非卫生安全合作历经60年发展历程。其中，“非典”疫情显著提高了中国对卫生问题安全化的关注，并将其融入对非合作中；埃博拉疫情则是中非携手应对卫生安全挑战的一场“大考”;中非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了“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非卫生安全合作立足平等、秉持协商、致力发展，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为指导，会议机制、项目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聚焦非洲亟需、中方力所能及的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非卫生安全合作模式。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为保障非洲民众安全、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化解非洲卫生安全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     

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百年变局的时代张力与中非关系的内在动力之互动深刻影响着当下及未来的中非合作。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正展现出新特征：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由宽松转向趋紧，大国对非关系格局由合作互补转向竞争分裂，中非合作面临的内外挑战显著增加，中非合作的战略性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诉求明显提升。顺应时代变革、引领中非关系持续发展塑造着新时代中非合作的议程：党的二十大后的中非合作正迈向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非洲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塑造了中非合作的新议题，共同利益扩大推动中非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加强共同行动。与此同时，回应和解决中非合作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也正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议程。由此，面对大变局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扩大中非在全球层面的“共同点”、破解非洲发展的“痛点”、擦亮中非合作的“亮点”、培育和提升中非合作新“增长点”,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努力方向以及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着力点。     

近观苏锡常农村共同富裕新气象

<正>苏南,狭义上指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设区市管辖的地区。这里是我国乡镇企业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当今中国制造业较为强劲、城乡融合走在前列的板块之一。行走在苏南各地,虽然城镇、城市之间的距离比中西部很多地区要短,但道路两旁却随处可见田野村庄、白墙青瓦,"鱼米之乡"的风采常见。苏南对农业的保护、对农村的投入、对农民的保障,正步步升级。"只会在农村搞工业不算本事。"这句话体现了苏南基层干部"重工"亦"重农"的观念升华。对于今天的苏南而言,农业不是盆景和点缀,而是推进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全球南方”视域下的日本对非洲政策

非洲作为“全球南方”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夙愿的重要依托。日本在战略上，诱拉非洲国家进入其“印太构想”，拓展战略空间；政治上，紧密团结非洲，推动联合国改革；经济上，完善对非经济外交，夯实日非务实合作根基；安全上，优化制度设计，确保非洲供日能源安全；软实力建设方面，注重理念引领和实践，提升日本在非影响力。由于日本对非政策长期以来的外生性、日非合作民间基础薄弱等原因，日本实现对非战略目标的掣肘多。“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日本对非政策给中非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展望未来，日本只有摒弃对“全球南方”的错误认知，才可能使其对非洲的政策调整收获预期的效果。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建设成效与展望

中非经贸博览会不仅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的新举措，也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系综合考虑湖南省与非洲人文纽带和经贸现实需要，长期落户湖南的第一个国家级、国际性对外开放平台。中非经贸博览会自2019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两届，在顶层设计、主题设置、办会形式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运作特点。在办会成效方面，中非经贸博览会不仅深化了中非经贸合作，还进一步推进了中非综合物流体系建设及中非经贸研究和人才培养蓬勃发展。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和“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历史时刻，中非经贸博览会应进一步释放平台效应和溢出效应，围绕“中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完善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深入推进“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办会模式，提升“讲好中非经贸合作故事”的对话能力，挖掘“人文交流、数字创新、绿色发展”的新增长点，完善后疫情时代的办会机制，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以平等的方式推动文明间互鉴，尊重现代化发展的人民性。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核相契合。长期以来，中国把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作为对非援助的核心主题，在技术和治国理政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助推非洲实现自主发展。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的冲击，中国对非治理援助也面临新的挑战。全球文明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开展对非治理援助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应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积极支持非洲走自主发展之路；在倡导平等互鉴基础上，优化治理援助项目评估；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前提下，重视培育非洲治理根基，提升非洲治理效能，助其实现自主发展。     

中非民间交往中的华人酋长现象探究

非洲华人是中非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一些华人因其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获封酋长称号。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至少有24位华人在非洲获封酋长，集中在西非国家。华人酋长主要从事工程建设和个体工商业，属于广义上的发展型酋长，具体可分为“基建酋长”“侨领酋长”“个人商业酋长”和“文教酋长”四大类型。华人获封酋长离不开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但东道国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吸纳能力也同等重要。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出现的“发展酋长”“海归酋长”以及“移民酋长”等新机制在吸纳外籍酋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反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在履职状况、获封原因以及外来者身份等方面存在一些争议。华人酋长需平衡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履行好社区服务和管理工作职责，并做好正面宣传，进而更好地促进中非人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