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犯论的法理展开

过失犯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不同于故意犯的构成特征。我国刑法学中的过失论是从苏俄引入的,其特点是以法条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为中心进行注释性论述。随着将过失的本质确立为违反注意义务,我国的过失理论最终完成了从苏俄刑法学话语到德日刑法学话语的转变,由此而使我国刑法中的过失理论获得了生命力。在过去三十年间,我国对过失犯的研究从以法条规定为中心到以违反注意义务为中心,经历了一个过失犯理论的全面提升,而这一过失犯论的演变过程,也正是从苏俄刑法学到德日刑法学的转型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德日的业务过失等过失犯理论逐渐被介绍到我国刑法学界,并被我国刑法学所吸收。     

论不作为犯罪之构成

本文案例启示:司机搭载受伤的人乘车,并在肇事者中途逃跑的情况下将伤者弃置路边,致其死亡的,由于在此期间排除了伤者被他人救助的可能性,因此构成法律上的先行行为,产生救助义务。同时,这种弃置行为之本质,可以等同于遗弃罪中的"遗弃"行为,应以遗弃罪来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     

被吊销营业执照未依法清算注销的公司债务的承担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但其民事主体资格并未消灭。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依法应当进行清算,清算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时,对由此所导致的公司债务履行障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论跟踪观察义务的适用及法律完善

我国《侵权责任法》突破了“将产品投放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这一免责事由,为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跟踪观察义务确立了法律基础.应进一步完善跟踪观察义务相关立法,明确义务门槛和追溯期限,并加强产品流通链条的可追溯性管理.     

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根据

不作为犯罪一般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前者在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对其在理论上的争议较少.而有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问题在刑法中没有相关规定,但在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其又广泛采取承认的态度,由此引发了有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问题.本文拟就不作为犯罪问题之一的作为义务根据进行探讨,希望能通过对作为义务根据的合理界定来阐述笔者对作为义务和不作为犯罪问题的一些认识.     

政治义务的概念考量

人们究竟对政治义务持证成还是证伪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对政治义务本身的概念界定有着莫大的关联,不同的界定很可能导致不同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政治义务在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下是一个很繁杂的概念。对政治义务的概念考量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义务与责任做出区分;二是对政治义务与道德义务、法律义务做出区分。     

从富勒的两种道德观看边沁的权利思想

传统观点将边沁的功利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认为他否认道德的绝对性,将善和恶完全视为个人的主观评价。在介绍、梳理富勒两种道德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边沁功利主义原则的价值在其批判性,它所追求的其实是“愿望的道德”,有其以“平等关切”为基础的道德原则,并有“利他主义”的倾向。边沁不仅承认个人的法律权利,而且也不否认个人的道德权利。边沁的“平等”观念,切合着富勒的“愿望的道德”。     

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影响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疗机构方面的原因。一是医疗过程中告知义务履行不够。患者仍然处在弱势地位,加之一些医护人员法律观念淡薄,对患者应该享有的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不予尊重,存在比较严重的侵犯患者知情权、选择权的现象,降低了患者满意度和信任度;二是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较低,对病人生硬冷漠。病人作为特殊群体,心理上、生理上相对脆弱,医生对病人及其家属的漠视和不关心,容易导致患者病情恶化,错失治疗最佳时机,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网络空间中的权利义务辨析

网络空间当下已经成为国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区别于现实社会的另一个活动空间,由互联网技术发展所开辟的网络空间,因其独特的属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活动空间,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延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但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泛滥的虚假消息,遍布的恶意广告等。深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权利义务的错误认识是导致网络空间中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民众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颠倒认识,导致了民众在网络空间中肆意行使权利,造成了对网络空间秩序的破坏和对他人权益的侵犯;民众对权利义务内涵的错误认识;加剧了权利滥用的局面,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的正常发展。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以期能够寻找到厘清网络空间中权利义务关系及内涵的理论依据。     

作证抑或保密: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

当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08条规定了公民的作证义务,而现行《律师法》第38条又规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两者在法律适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如何在作证义务与保密义务之间求得平衡成为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律师作证义务与律师保密义务冲突的解决之道有赖于对律师制度的正确理解和对刑事诉讼价值的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