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及对我国农村政治稳定的启示

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是从政治共同体、政体演变以及阶层分析三个逻辑层次展开的,他特别关注农民和农村对政治稳定的作用,农民既是政治的稳定器,又是革命的助推器.农民的“绿色起义”、土地改革会对政治稳定起积极的作用,但城乡差距扩大、阶层流动障碍和土地占有不公又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对照当今我国农村现状,也出现了相应的不稳定问题,亨廷顿的理论为我们维护农村政治稳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巡警式监督与火警式监督

一、巡警式监督和火警式监督的提出 在现代民主社会,立法机关把大量的政策制定权授予行政机关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授权的结果,学者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以亨廷顿、尼斯坎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的成员具有更多的信息和专门技术,而立法机关的成员往往不具有这种信息和专门技术,如果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偏好不一致,那么行政机关的政策方案就可能偏离授权的目标,甚至使得新方案比现状更加糟糕,于是立法机关的授权实际上就成了弃权.     

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

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或普适性？多年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见仁见智．一直未能形成共同认识。有的认为，民主是普世的，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是各个国家不同人们的共同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有的认为，民主是具体的。与国情紧密相关，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主，不存在世界通用的民主模式。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塞缪尔．亨廷顿对美国民主和西方普世主义的分析。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迪。     

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崛起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中国崛起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对这些论述梳理和评价,并进而批驳他所极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与超越：现代新儒家的后西方时代文化特征

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而现代新儒家则倡导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文章通过分析现代新儒家的中西文化观,指出,现代新儒家在倡导中西文化会通、交流,表达希望儒学复兴的期望时,带有一种“后西方时代”文化特征。     

做“美国梦”只能用英语——评亨廷顿新书《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

塞缪尔·亨廷顿是当代美国的一位很 有名的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专长是第三 世界研究,目前是哈佛大学国际与区域研 究学会(Harvard Academy for Interna- tional and Area Studies)主席。1968年 他出版了《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 主要研究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稳定之间 的关系。该书的出版奠定了亨廷顿在美国 学术界的地位,成为该领域研究人士的必     

恐怖主义并非文明冲突的结果——兼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9·11事件的发生以及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范围的泛滥使得学术界关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争辩再次升温,一些学者将全球恐怖事件的频繁发生看作文明冲突时代的到来.然而,当前恐怖主义的猖獗是强权压迫下的随机产物,而非文明或宗教冲突的结果;与国家利益相比,文明只是一个借口和工具,在所谓"文明冲突"的表象背后是一以贯之的西方国家的扩张政策和国家利益.     

论"民主扩展论"的二律背反

"民主扩展论"是当前美国和西方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理论之一.它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出现,但受到众多理论家的推崇和追随却是90年代以后的事.近年来,伴随美国对其超级独霸地位的追逐,独家垄断对国际事务主宰权和以武力干涉别国国内事务的欲求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了它迫切而现实的需要.这种现实的需要促使美国国内的某些理论家去为这种欲求寻求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民主扩展论"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运而生.它所宣扬的核心论点是:"民主"和"自由"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扩展需要靠美国等少数掌握了民主"真理"的国家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国内事务的方式才能实现.本文通过对民主和自由最本质的价值内涵和当今世界最根本的国际政治现实因素的深入分析和对比,揭示了这种理论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价值的二律背反:它虽然在理论上以扩展"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必要性为"依据",但它在本质意义上却走到了与民主和自由价值理念相悖的价值立场上--即以民主和自由的理性价值来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非理性诉求辩护.     

多元文化或同化：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与东南亚华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冶格局的解读。其族群文化观源于美国的族群理论中的盎格鲁一萨克逊优越论。在美国国内,亨廷顿断言多元文化将使美国分裂而反对多元文化,主张用以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代表的美国核心文化同化其他移民族群。在国际上,亨廷顿强调不同宗教文化的难以调和性,似乎由主流文化同化其他族群才是解决“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的出路。正如同化理论在美国日益没落而多元文化广被认可一样,在东南亚,一个各族群可以和睦相处的多元社会的构建不但是一种理念,也能成为现实。     

文化、政治与腐败--关于亨廷顿论新加坡有效治理腐败原因的一点质疑

本文对亨廷顿关于新加坡有效治理腐败的原因提出了质疑.亨廷顿认为,李光耀及其政府的政治作为成功地改变了新加坡的文化,在文化已经西化的基础上,新加坡治理腐败取得了成功.但是,笔者以为,新加坡的文化并没有西方化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变化主要是表层和生活方式上的,而不是深层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从这种变化的原因来看,也并非主要是李光耀及其政府的政治作为所致,而是各种外在的挑战和内在的主客观条件所致.笔者还对关于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不同流派的主流观点进行了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