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战略”研究综述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形象的概念开始在西方逐渐凸现;二战后西方对国家形象的研究日益系统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进入自觉阶段[1]14-18.作为国家形象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国家形象战略也引起了有关研究者的关注.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外的研究主要分散在对国家形象战略一些相关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以及对国家形象战略某个层面的研究.     

Halal Industry Beyond Religion and Borders——Ningxia＇s Prospects Expand on Intra-Islamic Trade

IN an economic downturn, friends like to help out friends. In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at means ,buying and selling where you feelat home, where a kind of brotherhood makes borders a small matter. Globalization means communities worldwide - ethnic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even just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trade based on whatever defines them.     

解析2009年中国经济新看点

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已经驶入新的年度。2009年,中国的经济将有哪些看点呢？ “保增长”是头等大事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经济保增长成为当前头等大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对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经济增速过慢,就无法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缓解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就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破解“三农”问题的金钥匙

古人说：“食为政先”,“农为邦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农业的安全、粮食的安全至关重要。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     

新中国7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以苏联为师,到翻译引介西方理论,再到运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然后立足中国实践创新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日渐成熟。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立足中国视角和实践经验是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基础,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满足重大现实需求的理论创新供给不足、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强、具有主体和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滞后等问题。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紧扣国际关系重大理论与实践需求,坚持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导向,树立充分的理论和学术自信,加强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争鸣辩论,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不仅是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任务,更是新时代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要求。     

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远敌"与"近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部论争

作为“远敌”的西方世界和“近敌”的伊斯兰世界“叛教者政府”,哪一个才是优先打击目标,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远敌”和“近敌”的排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略实践。以“远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人员和利益作为袭击重点,同时努力向西方世界内部渗透,伺机发动大规模的暴恐袭击,挫败“异教徒”在伊斯兰世界的势力,促使穆斯林“觉醒”,进而建立一个涵盖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国”;而以“近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则将所在国的政权和领导人视为“叛教者”,其优先的战略目标是对所在国或者周边地区发动暴恐袭击,通过暴力活动制造混乱进而夺取政治权力,建立“伊斯兰国家”。不同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远敌”和“近敌”优先次序上的实践,源于不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逻辑,因此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远敌”和“近敌”战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政治逻辑,为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及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