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背后真实的人质事件

2月24日，由好莱坞导演本·阿弗莱克执导并主演的影片《逃离德黑兰》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并赢得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剪辑奖。该片根据发生在1979年的伊朗人质事件改编，讲述了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大使馆被占的情况下，成功将困于加拿大大使馆内的6名美国外交官带离德黑兰的故事。     

当前阿富汗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正>阿富汗当前实行多党参与的议会选举制,但受历史发展、自身国情、政治生态及内外影响等多种因素制约,相较于南亚其他国家,阿政党政治发展缓慢,政党尚未成为政坛主导性力量。阿富汗政党发展脉络和现状阿富汗政党政治起步较晚。1964年阿封建君主制王朝开放党禁,人民民主党等各类政党先后建立,开始在政坛上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     

从安全环境分析“伊斯兰国”在北非的扩张北大核心

安全环境与"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在北非的扩张具有直接的关联和互动关系。"伊斯兰国"势力的全球扩张是一种重要现象,其在北非的扩张尤为突出。"伊斯兰国"势力在北非的组织、暴力、宣传扩张,都利用了西亚、北非和更大范围内的安全环境条件,而"伊斯兰国"势力在北非的扩张又在北非、西亚-北非-西非、全球等圈层引发安全环境的压力。打击"伊斯兰国"势力及其在北非的扩张,可以考虑从安全环境角度着眼。     

伊朗经济政策的演变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伊朗的经济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动荡时期(1979-1981)、穆萨维时期(1981-1989)、拉夫桑贾尼时期(1989-1997)、哈塔米时期(1997-)等四个阶段。尽管霍梅尼等高级领导人一再表示伊朗要建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但是伊朗经济的特点事实上是以石油收益为基础、国有部门占支配地位的混合经济。该特点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就已存     

伊斯兰世界转型浅论

伊斯兰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西方民主化和伊斯兰文化与价值观变革要求的挑战,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其转型的本质是建立在伊斯兰文明基础上的自我革新与完善.伊斯兰运动重趋活跃和伊斯兰国家同美国矛盾激化是伊斯兰转型时期的突出特点.     

Halal Industry Beyond Religion and Borders——Ningxia＇s Prospects Expand on Intra-Islamic Trade

IN an economic downturn, friends like to help out friends. In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at means ,buying and selling where you feelat home, where a kind of brotherhood makes borders a small matter. Globalization means communities worldwide - ethnic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even just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trade based on whatever defines them.     

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远敌"与"近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部论争

作为“远敌”的西方世界和“近敌”的伊斯兰世界“叛教者政府”,哪一个才是优先打击目标,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远敌”和“近敌”的排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略实践。以“远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人员和利益作为袭击重点,同时努力向西方世界内部渗透,伺机发动大规模的暴恐袭击,挫败“异教徒”在伊斯兰世界的势力,促使穆斯林“觉醒”,进而建立一个涵盖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国”;而以“近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则将所在国的政权和领导人视为“叛教者”,其优先的战略目标是对所在国或者周边地区发动暴恐袭击,通过暴力活动制造混乱进而夺取政治权力,建立“伊斯兰国家”。不同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远敌”和“近敌”优先次序上的实践,源于不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逻辑,因此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远敌”和“近敌”战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政治逻辑,为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及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