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

传统知识是传统社区居民之持续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建立传统知识的保护制度,其意义在于防止对传统知识的侵占,包括在无任何利益共享的条件下使用传统知识或者以贬损的方式使用传统知识,从而有利于传统社区的人们积极从事传统实践、提升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对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不仅应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还应针对某些特殊传统知识构建专门的保护制度。除私法保护手段之外,还应建立传统知识的公法保护机制。     

劳动法与民法关系新论

《民法典》的颁布对劳动法造成了巨大冲击,也掩盖了民法本身的困境.实际上,民法早已陷入困境,突出表现在传统民法平等主体假设的坍塌和私法自治原则的动摇.劳动法也已陷入困境,突出表现在与民法关系模糊、基础理论研究停滞不前、法律原则与具体规则脱节.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劳动法与民法的概念及其关系,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概念分析细化劳...     

尽染蕉风竹味的乡土文化原质--玉康《西双版纳傣族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序

许多年前,在被竹丛树林掩荫的南腊河边,曾听一位深孚众望的祜巴勐(高僧)老者说:“看着平稳流动和奔腾翻滚交现并在五彩斑斓苍穹反照下亮出仪态万方妆容的河水,你可能不曾想,在它信人炫目和超乎想像的水体表层下隐藏着什么样的情景?那是一个回环涌动的梦境般的生命世界,仿佛天下     

“第二个结合”:出场逻辑、结合理路和实践原则——以毛泽东妙用中国神话典故为例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具有历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复杂缘由。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频繁运用和发挥中国神话典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形式、思想内容和文明形态上的多重结合理路。这为实现二者相结合积累了经验,也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深刻启示。     

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证据法的理性主义传统,既要求通过理性证明的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而非诉诸神明和暴力;又不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这种理性传统,决定了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求真、求善的双重功能,并将公正奉为首要价值,从而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证据制度建设正在经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权...     

匠心·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作出许多深刻阐述,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有文章称:"这些年由于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支持和倡导,整个社会形成了非常好的文化氛围,可以说传统文化复兴赶上了好时代!"传统文化复兴赶上了好时代,正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公安院校忠诚教育的路径探析

加强公安院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政治忠诚是公安院校的重大职责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忠诚教育资源,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心灵,有助于其培塑内在气质,涵养忠诚警魂。新时代,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同公安忠诚文化贯通起来,创新公安院校忠诚教育思路,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忠诚元素、注重教师勇担使命的垂范作用、拓宽学生家国情怀的厚植渠道、营造忠诚文化氛围浓厚的校园环境和网络空间,提升公安院校忠诚教育实效,培养绝对忠诚的合格预备警官、建设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我国近代以前是否存在过判例法传统

近年来,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学者和法律实务部门人士呼吁借此机会建立我国的判例法制度。虽然,当前学理上有关判例法的研究日渐深入,但是有关学术方面的探讨却存在很多问题。从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上来说,我国近代以前不存在判例法传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逻辑进路与实践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对于赓续民族文明血脉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任重道远,数字化为其守正创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数字化所具有的资源整合性、多元性、广受众性等优势,能很好地打破传承理念碎片化、传承手段单一化、传承体系断层化等困境,这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化的互嵌发展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数字化所带来的文化数据整合、文化空间共享、文化沉浸传播、文明交流互鉴等创新路径,有助于推动文化资源整合、文化空间延展、文化体验深入、文化互鉴畅达,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在当代真正焕发生机与活力,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意义

传统行政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行政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就公共危机管理而言,这些积极因素主要涉及公共危机管理者素质、公共危机管理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效率等方面。这些积极因素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建设更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