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种社会主义的亚形态

从中国革命产生的特点,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结构,都可以发现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与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主流形态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按照哪一种主义来构造的,它不是效法既有的社会形式,而是实事求是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内在规律的反映.而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社会样态.是与既往的一切社会形态--包括原苏东社会主义形态都不相同的社会主义新形态,从社会形态上予以定位.它即是一个既不同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原苏东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总属之下的一个亚形态.     

试论许光达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

许光达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他灵活运用并进一步完善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建国后,又受命组建装甲部队,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装甲部队要抓技术必须以训练场地和学校教育为基地"等著名观点,使毛泽东思想在要求加快军事现代化进程的新时期又有新发展;他是著名的"儒将",理论功底十分深厚;他积极地学习、研究并且宣传了毛泽东的军事哲学.     

开放性金融体系下政策性银行改革刍议

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相继进行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后,政策性银行改革成为了新一轮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2007年初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首先推进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开启了以政策性银行改革为标志的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大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

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论述,旗帜、道路、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三个关键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旗帜引领道路,道路彰显旗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一条通向现代化的捷径,又是一条光明的大道,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才能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丰富、发展党的创新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     

建设党内文化与增进党内和谐

党内文化是党的性质的反映，是维系党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是有鲜明意识形态的组织文化。加强党内文化建设是增进党内和谐的应有内容和必然要求。当前党内文化建设的主流是好的健康的，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党内和谐。为此，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党内文化建设，坚持按照党章的要求着力培育健康的党内文化意识，着力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继承发扬和借鉴中国传统中的和谐文化，尤其要坚持围绕着党内文化的表现形态和文化要素来加强党内文化建设。     

略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学发展

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科学地认识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内涵、特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在学科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如何才能开好头、起好步,从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问题.     

论家族与和谐乡村建设的关系

家族与和谐乡村建设密不可分,家族是影响和谐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和谐乡村建设给家族生存发展和社会参与赋予新的活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关系的理论价值,并遵循这种关系的规律去指导和谐乡村建设的伟大实践。     

细说青树坪之战始末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奉命追击湖南长沙起义的部分叛军,其先头部队在界岭、青树坪地区(今分属邵东、双峰两县)遭到国民党军桂系主力部队的伏击,虽经顽强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损失1300余人,被迫后撤。这是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作战以来一次最惨重的失利。其战斗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是衡宝战役的前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战斗,历来资料很少,不是语焉不详,就是错漏百出,笔者经过研究大量相关史料,现详细披露该战始末,还其一个真实的地位。     

新农村建设必须两线作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近一时期以来,理论界及媒体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对如何加快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议性意见。经济学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宫希魁教授最近为本刊撰文,针对当前人们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认识误区,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构建我国行政指导法律制度的理论探索

行政指导的性质应从两个层面予以定位,即对行政主体而言,是行政法律行为,而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是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指导的价值在于效益的提升和民主参与的扩展;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在于程序与救济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