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 请擦亮你的眼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范围越来越广阔,而因此产生的消费领域的纠纷也日渐多元化。伴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消费者权益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过去常见的消费纠纷逐渐减少,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新的消费陷阱需要引起广大消费者的重视,消费者还需擦亮眼睛。     

论行政执法中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及规制——由“钓鱼执法”引发的证据能力理论探究

近年来在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中,通过"钓鱼执法"、"陷阱取证"等手段获得的陷阱证据被大量运用,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执法证据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然而由于这种取证方式的特殊性质,也为其带来种种弊端,陷阱证据的可采性也被打上了问号。加之我国立法缺乏明确的规定,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必须尽快对陷阱证据进行立法及规制,使其走向法制化、明确化、合法化。     

驾驭诱惑

自然有欲,人属自然,人有欲,正常。有一个成语叫"欲壑难填",说的是人的欲是无穷无尽的。欲,使人异想天开,如痴如醉。人的一生是在和欲的斗争中度过的。于是,人们越来越强大了,手臂伸得越来越长了,耳朵听得越     

界别协商:人民政协的发展陷阱、制度本源与优化路径

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人民政协界别协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从人民政协界别协商的演变历程分析了现实中存在的发展陷阱,即在人民政协“权力化”思维中设计界别协商、在社会阶层分化关照中造成界别设置职业化、在界别协商运行中存在界别主体意识模糊化等;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体系的角度追溯了界别协商的本源,即“两会”制度中人大与政协的宪法定位、政党体系中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人民政协组成单位与政协界别的性质区分;从提高人民政协履职能力的角度提出了完善界别协商的建议,即以社会阶层结构为基础设置政协界别、以界别为平台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创新机制提升人民政协界别协商的活力.     

东南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困境与机遇

从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分析出发，本文展示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被动依靠国际产业转移推进本国产业发展的“天花板”现象：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难以突破区域前沿水平的40%,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越来越难以实现制造业生产规模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转而依靠低端服务业的繁荣来吸收大量富余劳动力。历史经验表明，要突破产业升级“天花板”并维持制造业增长，需要政策制定者超越简单吸引外来投资的政策安排，转而战略性地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的机会以发展本土制造业。但是，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权力不对称限制了相关政策供给，而更具竞争性的政体与分散的国内利益结构又抑制了对相关政策的需求。与一些批评相反，来自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跨国产业合作与经济理论创新为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制造业发展动力。     

从“拉美陷阱”看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拉丁美洲国家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陷入"拉美陷阱"而不能自拔.研究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吸取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比较优势理论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重点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贸易结构虽然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一些利益,但因此也很容易陷入“比较利益陷阱”,从而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论民事诉讼“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兼及民事诉讼证据合法与非法的界线

本文从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所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问题入手,提出在民事诉讼证据合法与非法之间存在一个灰色领域"瑕疵证据".因民事诉讼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或证据表现形式有缺陷,导致证据能力待定或者证明力下降的证据.瑕疵证据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收集证据的手段有缺陷,导致证据的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第二,因证据外观形式的缺陷而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证据.本文还就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界限、瑕疵证据证据能力的认定和瑕疵证据证明力的补强规则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崛起的雅典城邦和守成的斯巴达城邦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战争而提出的,一度被奉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和中国实现的和平发展中可以对比得出,大国崛起之路并非只有一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及以德治国方略使得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具有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背景下的崛起国和守成国,可以通过不干涉他国内政、深化经济合作、加深文化交流、塑造国际治理新秩序、做好风险应对等方式,来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