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力量失衡下的相互角力

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战略格局进一步调整,大国关系加速演变。在国际关系行为体不断增多、全球议事日程日益复杂的当下,传统大国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明显下降。目前,俄美关系已难以像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那样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全面而决定性的影响,但仍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演进,并经常表现出意料之外的"戏剧性"。近年来,俄美关系不仅未能延续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首任时期     

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联共（布）教程》了吗？

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由于苏联开展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政治运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然也被看做是斯大林进行个人崇拜的代表作而不再出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2005年12月，我国某媒体称，“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而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至今余波未平。此问题有待深入讨论。     

浅谈国民党改组

国民党改组,"以俄为师",在基层组织、政党制度、群众基础、军队建设等多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全面改组,并开启了中国的党治时代。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表现,国民党改组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从战略妥协到战略反制:普京对美政策的新选择——兼论俄美关系的变化对未来中俄战略协作的影响

从2004年10月开始,俄美两国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普京政府被迫终结对美国的战略妥协,转而对其实行烈度不断增强的战略反制政策.该政策具有迫切性与抗争性、有选择性与适度性、制衡性与防守性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变化.     

欧盟对外战略转型与中欧关系重塑

在国际权势转移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重塑。欧洲一体化和欧盟长期赖以发挥的自由主义秩序和国际框架面临结构性挑战,地缘政治冲突暴露了欧盟力量模式的脆弱性,欧盟对外战略加速转型。在实现战略自主和维护欧洲主权的战略目标下,欧盟对外战略表现出显著的地缘战略转向,其长期坚持和推动的全球化立场正日益被选择性全球化所取代,价值观被纳入地缘战略框架并完成全域链接,成为欧盟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领域。欧盟对外战略转型将深刻改变中欧关系的基本逻辑,不仅决定中欧关系未来的竞合甚或冲突,还将深刻影响格局重塑和秩序重构的进程和方向。     

印度在大国博弈中的选择与对外战略特点：俄乌冲突的视角

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带来强烈冲击,突显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之间的战略对抗,其中印度的“中立”立场受到关注和争议。从总体上看,印度保持“中立”是地缘政治权衡、对印俄和印美关系的损益评估、战略自主思维、印俄防务合作的特殊性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印度寻求最大限度规避战略风险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印度涉身主要大国间的战略博弈,寻求与俄罗斯和西方保持均衡互动,竭力化被动为主动和改善自身处境,并伺机发挥调解作用,寻求在维护印俄关系的同时继续密切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考察印度如何应对俄乌冲突及其背后的大国博弈,有助于认知印度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和对外战略特征。     

地缘经济视域下的历史逻辑——俄罗斯经济结构特性与俄乌冲突的起源

经济因素已经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核心问题。认识俄乌冲突的根源,需要从俄罗斯当今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入手,借助经济地理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视角,深入挖掘俄罗斯经济问题的起源。在认知俄罗斯经济结构特性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俄罗斯在当今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下存在着源自地理的固有劣势。随着世界地缘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这种劣势遭到放大,导致俄罗斯在现代金融、贸易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乃至于被固定在“世界体系”外围位置上。俄罗斯在历史上形成了依靠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从而改善经济地理条件的路径依赖。当代俄罗斯也曾试图改善经济结构,以独联体为核心打造欧亚联盟来扭转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但欧美对乌克兰事务的深度介入使得俄罗斯的地缘经济布局被一再打破。从这个角度看,俄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俄罗斯能够转变以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的旧有思路,则以和平方式破解困局的契机依然存在。     

伊朗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借助型联盟

中亚各国独立后,有关国家在中亚国际政治舞台上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伊朗和俄罗斯凭借其固有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以及民族、宗教联系,成为中亚地缘战略棋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棋手,并因各自的利益需求而走向结盟。与美国和土耳其在中亚的利益主导型结盟关系不同,伊、俄两国在中亚结成一种借助型联盟关系。由于受文明因素、战略侧重点和中亚各国之间矛盾的制约,伊、俄两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方向

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处于从多极化趋势向多极格局确立转型的关键期,并处于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之前夜。权力对比与平衡的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意外”事件及其国际应对在量变向质变转换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推动形成基本稳定、相对平衡的国际新格局需要多轮反复的冲击变化和与之相伴的战略运筹以及理论反思、创新,多极格局观反映了非西方群体对强权政治的否定和对公正政治的追求,代表了新国际格局观的发展方向。国际格局与全球治理互为因果,并具有多维和双向作用。在国际格局关键转折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涉及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治理机制的建设路径、各种方案间的交流磨合等。发展中国家将自近代以来首次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全面和重要的作用,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促进国际格局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