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基本特征——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

20世纪梁漱溟倡导的新儒学具有特别关注“三农”、力主民族间的一体和联合团结、以中学为主兼容西学和其他先进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重要借鉴四个基本特征。梁漱溟的学术、人品和贡献将永存史册，     

刍议董仲舒的政治儒学及其现实意义

加强对董仲舒儒学思想的研究,对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建设;有助于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稳健发展;有利于化解文化认同危机和信仰危机;有助于化解现实矛盾;有助于解决应式教育的弊端;有利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对法的认识及评价

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对法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刑起于兵是关于法律起源的认识,法即刑罚即德礼教化之辅助是对法的认识的大致发展轨迹。这种认识直观、朴素、自然,但过于片面狭隘。它低估了法律的社会功效,忽视了法律存在的社会价值,使人们普遍产生了轻法意识,从而淡泊了法制建设,窒息了法律理论,阻碍了中国法律改革的步伐。     

“教化”的缘起、内涵及与道德教育的异同

教化是德育的职能,德育的教化职能源起于汉代.为巩固统治,汉代的儒学之士认识到教化的治国地位,说服了汉王朝的统治者设立太学及地方官学招收学生进行教化,并且把教化作为德育的一个根本的职能.教化超出了先秦道德教育的界限,一是把教化和巩固统治联系起来;二是教化理论的主张不只是针对百姓,也针对汉王朝的统治者及其官吏们;三是教化是有目的地通过官学来实现的,突破了先秦多半在私学里进行的状况.德育从此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进入了政治家的视野.     

“生活儒学”以及公民道德问题

中国的传统儒学实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植根于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即礼的问题。就此而言,生活儒学对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用西学范畴和学科体系解构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并因此抽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的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与西学具有根本的区别,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应是在保持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独立性的前提下,如何在实践中互补共存的问题。现代儒学应回到源头来回答现代性的意义基础问题,而不能停留在宋明理学的道统观上。     

儒学与当代社会研究的简要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就儒学与现代市场经济、儒学与精神明建设、儒学与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总的倾向是摒弃简单的否定，进入理性地思考和批判地继承。     

丁若镛的天道观与18、19世纪韩国实学形而上学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朝后期实学的集大成者。茶山先生的天道观是其整个实学思想的纲领。其天道观包括天气之道、天然之道、天公之道、天帝之道等内容。茶山的天道观发展了先秦以来儒家关于自然之天、命运之天、神道之天的思想体系。茶山先生的天气之道讲天是气构成的,讲天的自然存在;天然之道讲万物自然;天公之道讲天无赐予之意,人因作为之德而得福禄;上帝之道则讲彼岸超越世界。茶山天道观是其所处时代实学思想的表征。东亚儒学的派生性在茶山的实学中得到集中体现,具有现代文化人类学意义。     

从汉代儒学社会化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儒学之所以在汉代成功社会化,是因为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很好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并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和推行,通过学校教育和日常教化使儒学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汉代儒学社会化的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予以借鉴.     

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研究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着眼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梳理现当代儒学发展历程与新时代儒学发展的现状,揭示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探索儒学服务现代治理的现实路径,提出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