恻隐之“隐”考论

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是说的一种情感。恻隐之“隐”是一个假借字，本字是“慇”，其本义是伤痛的情感。孟子揭示了恻隐并非一种单纯的情感，而是复合的情感，即是这样一种情感转换过程：恐惧→伤痛→不忍。这种情感乃是儒学的整个理论建构的本源。     

儒学文化与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加深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将对推动我国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深远意义。因此,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借鉴和利用中华儒学的精髓,努力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论“中体西用”的当代形态——中西方文化关系模式比较研究（下）

三、对极端模式与含混模式的质疑。本文的前半部分(见《理论文萃》2005年第1期)列举了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人在认识和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主要模式，这些模式就其价值取向来说，可以分为极端(如“全盘西化”与“儒学复兴”)与折中(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综合创新”)两种；就其内部结构来说，可分为明确(如“全盘西化”、“儒学复兴”、“中体西用”)与含混(如“综合创新”。“西体中用”)两种。显然，每一种模式都是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它们的真实内涵不一定如它们在字面上所说，但这不妨碍通过对它们自己的理论表述进行分析。从而对它们提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     

全球伦理的儒学资源

全球伦理应被界定为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最低限度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共识和规范.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中,有三个基本的思想观念或道德命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禽之辨"和"义利之辨"、"民胞物与",可以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的、能构成周延的道德界限,因而可称为"儒家道德底线三原则".此三项道德原则与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三个现存的最主要的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基本道德观念具有相容性,这是儒学贡献给全球伦理的主要资源.     

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儒学文化

黄河三角洲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文化底蕴与古老文化传统的地域文化,既有其自身的文化发展序列,又有着厚重的儒学文化底蕴。孝道、仁德、和谐等儒学文化的核心内涵,构成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基调与人文主线。     

传统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荣辱观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树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儒学荣辱观把“耻”即“羞恶之心”提到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绝对不可轻视的高度。儒学荣辱观以“诚信”为荣,“虚伪”为耻;以“先义而后利”为“荣;”以“先利而后义”为耻。重温传统荣辱观,明义利之辨,对于端正我们的价值取向,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会通儒学"看外来宗教适应中国的道路

外来宗教在中国生存、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不约而同的努力倾向--以多种方式"会通儒学",特别是尽力阐明佛儒、伊儒、耶儒相通或同源."会通儒学"活动不仅使外来宗教因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且推动了中外思想文化的顺利交流,对21世纪外来宗教如何与我国社会相适应,从而积极服务社会,促进自身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     

孔子整理"六经"的思想文化意义

孔子整理"六经"是针对春秋后期鄙弃古书、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风气而进行的一项抢救文化遗产的活动.这项活动包括肯定传统典籍的思想价值、修订古书的篇章字句、对古书义理重新释读等多方面内容.它是儒家理论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项纯技术性、纯学术性的古籍整理工作.孔子整理"六经"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它对儒学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内圣外王”与先期儒学发展的张力

孔子"仁"与"礼"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他的圣王理想的追求,他认为领袖群伦应兼具"圣"与"王"的双重资格.<大学>以修齐治平提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孟子以心性之学开出"王政"之治,强调"内圣".荀子则侧重于"外王",提出"礼制"."仁"礼"之分,"内"外"之别,以及修齐与治平,都隐含了一个儒学自身始终无法消解的悖反走向儒学与君主专制的互限互依.它既是儒学发展的张力,又是儒学获得永久活力的的限制,使儒学在发展历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君主专制的阴影.     

改造传统儒学参与全球文化竞争

儒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儒学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了正统和一元化的地位,以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称。批判地继承其精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其核心理念可以作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有益补充,更可以作为我们应对“西方文明”挑战,参与全球文化竞争,振兴民族文化的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