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青少年犯罪预防

利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包括青少年犯罪在内的现代社会病已经为世界各国许多思想家认同,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我国应当积极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工作服务。儒家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可以为内心“立法”;儒家注重家庭亲情,可以培养广大青少年的道德体认能力;儒学是“安身立命”之学,可以提升人的生命层次,从根源上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辅旧邦以阐新命——评《中华传统礼仪概要》

彭林教授的新著《中华传统礼仪概要》最近出版,这已是作者继今年五月出版的《礼乐人生》之后的第二部著作。相较于作为演讲集汇编的《礼乐人生》,这本书虽然少了些现场的互动,但却更为系统,也更加完整。尽管传统和礼仪是当前公众讨论的关键词,但在大多数讨论甚至是战斗式的争论     

校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和碰撞

校园文化虽然以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存在于文化之林,但它却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它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弘扬与光大,传统文化是校园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石。今天的校园文化是一个充满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激荡的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缩影与典范。     

让儒学“活”起来

6月5日,由贵州、浙江两省文史馆和贵阳孔学堂共同主办,两省儒学研究机构协办的"黔浙文化合作论坛"正式启动。来自浙江和贵州的儒学专家分别就如何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交流。关于儒学产生的背景,儒学的作用何在,怎样践行儒学等问题,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浚生有独家之见。     

中国古代国富论与民富论的经济思想之比较

在国富、民富问题上,虽然国富论与民富论都以国富为最终追求。但是,二者在国富和民富孰先孰后、何为民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等问题上存有分歧,甚至形成对立。民富论强调民富与国富统一的一面,侧重民富;国富论强调国富与民富矛盾的一面,偏重国富。通过二者的比较,了解二者的差异及其发展,对探讨中国古代经济由领先到落后这一转变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同时,指出虽然现代经济思想史将经济学说分为两大类,即主张积极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和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采取放任态度,但是不能简单地将国富论归为前者,因为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韦伯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问题上的理论比较及现实意义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所起的＂理性化＂作用,并提出了＂理性化＂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悖论＂。这一理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问题上的解释在历史观、价值观和对现代化的批判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的思想在此问题上的争鸣与融合对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价值体系重建和将儒教精神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全球意识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汉初至汉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

汉初至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什么?史学界多认为是黄老思想,但认识不一。《中国法制史》既认为"实际上是行消极法家之学,或说是一种‘外道内法'的策略",又认为其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本文认为,这一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以法家为主,兼采道儒。     

朱熹的“较真”

讲宋代理学,必言“程朱”,“朱”即朱熹,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巩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大学者,有个鲜明特点——较真,这体现在学术、作诗词与做官等方面。《宋史》记载:“(朱)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这时朱熹才四岁,可见其自幼就具有强烈求知欲。朱熹一生学问推崇“格物致知”,穷究事和物的道理,不仅对儒家典籍深学精研,对当时的科学也有相当研究,以至于20世纪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儒家思想与杜甫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精神是杜甫思想的精髓所在.这种"人文关怀"精神首先是站在儒家思想中心--"仁"的起点上发展起来的.诗人困守长安时期与百姓在一起的困苦生活触发了对底层贫民的同情心与谴责腐朽政局的正义感,安史之乱中生灵涂炭的惨景使他悲天悯人,不但对苦痛"推己及人",而且情愿"苦身利人".长期不懈的诗歌艺术追求让其用审美的目光观察万事万物,"民胞物与"是杜甫人文关怀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