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决东海争端法律研究

和平解决东海争端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这一国际法之基本原则的体现,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中日东海争端根源于大陆架划界,并因能源开发而激化。中日划界主张的法律分析显示了双方分歧的严重性,共同开发成为现实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一种临时措施。共同开发必须以原划界争端为体制基础,同时,共同开发又为最终划界协议的缔结奠定了基础。     

国际法视角下的柏威夏寺领土争端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柬埔寨、泰国间的柏威夏寺领土争端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联合国国际法院曾于1962年对柬埔寨与泰国间的柏威夏寺领土争端案进行裁判,该裁判对国际领土争端的相关原则进行了阐释和重申,在国际法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这一裁判进行回顾和解析,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柬埔寨与泰国间关于柏威夏寺的争端,也可对我国边界争端的解决提供某种借鉴.     

中欧光伏争端中的欧盟与德国——基于三层博弈理论的分析

本文聚焦中欧光伏争端,以衍生自双层博弈理论的三层博弈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此次贸易争端进行分析和梳理。本文主要尝试通过"赢集"这一核心概念,解释此次争端中德国和欧盟的立场及行动。本文认为,在此次光伏争端的案例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与欧盟在国际层面的谈判和互动,欧盟与其成员国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成员国与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而争端最后的解决结果是这几个层面互动的合力的结果。     

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创新及其完善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简称《两岸投资协议》）中体现两岸特色的重要制度创新之一。相较于传统双边投资协议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而言,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引入两岸私人投资争端解决方式,还规定了投资者与投资所在地一方投资争端的协调、协处和调解等多元化机制,实现了单方规定的协议化和国际实践的两岸化,从而有效降低了两岸投资争端的“泛政治化”风险。未来,应进一步完善两岸投资补偿争端的调解程序,确保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     

基于亚洲新安全观的克什米尔问题解决方案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克什米尔问题始终是困扰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核心问题,其间战争与冲突时有发生,不仅阻碍了印巴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对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为了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各利益攸关方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尝试包括来自印巴双边的谈判方案、联合国的公投方案和外部大国的介入方案。鉴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印巴国力差距持续拉大以及由此而来的认知和心态的重大变化,加大了问题的解决难度,使得上述三种应对方案或尝试均陷入困境。因此,基于现实,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印巴双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而中国积极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束缚,提出全新的安全理念,可以为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的地区性解决方案,值得印巴双方重视。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自1996年正式形成以来,已历经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2004年的《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和2010年的《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三次变化。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因在于东盟区域一体化目标的推动以及“东盟方式”固有的制度缺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动因在于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缺乏操作性以及“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三次变革可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走向、模式选择及修正时机上给中国构建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美国的南海政策缘何趋于强硬

<正>近年来,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热点问题。国际上许多人认为,南海是亚太地区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区之一,而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影响南海局势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因此,准确分析和把握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中国制定有效应对之策的前提。     

美国反恐与中东局势探析

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与中东地区密切相关，其反恐行动更是为本已动荡的巴以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美国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巴以冲突的重要外因，反恐利益则是其中东政策变化的主要根据。随着反恐行动的后续发展，伊拉克成为反恐行动新的打击对象，中东的两大热点——巴以争端和伊拉克问题在反恐框架中相互交织。     

气候变化背景下外国投资者与政府争端的解决——以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为例

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一般都规定了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尤其是晚近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多数允许投资者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但是,在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我国有义务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采取相应的环境规制措施,这些环境规制措施可能会损害或影响到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利益。根据双边投资协定,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将这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我国有可能被国际仲裁庭裁定为此对外国投资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面对新形势,我国必须重新审视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