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以苏州正荣书院项目为例

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迁移速度日益加快和人口规模的日趋庞大,生活节奏和方式的不断变迁,给社区的传统功能和管理方式带来挑战。现实呼吁社区治理必须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向多参与主体模式转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跨部门合作带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创新和活力。     

论“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民本型治理的合法性

治国必治边",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海防的特有优势。这直接呼应了十九大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战略布局。同时",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强调"民"的社会性力量的协同共治,据此,可以概括为"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的民本型治理。而该种治理的"合法性"依据是:合力治边的领导核心是以民为本的中国共产党;合力治边的功能兼顾边疆安全与边疆发展;合力治边在运行过程中的民本空间。     

如何培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多元治理内涵与本质要求"治理"(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来描述非洲,此后"治理"被广泛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更成为全球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趋势。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DD)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机     

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不断加快,并面向未来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同时会带来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型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型城市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维度,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特大型城市防范和治理这种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     

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影响因素探析--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乡土社会步入了高风险阶段。面对自然或人为引起的乡村重大事件，作为掌舵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其应对成效如何、受制于哪些因素，相关问题需要做深入探讨。实证研究表明，在处置乡村重大事件过程中，基层干部个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禀赋乃至个性特征直接影响着应对成效；同时，乡土环境、制度环境对基层干部的应对成效也有着较大影响。     

农村现代化变迁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农村变迁的背景下,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多重交锋使得共同体趋于衰落。面对农村基层场域的变化,现有的治理模式难以完成秩序整合的诉求。农村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的介入,以推进农村现代化变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完成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型。通过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自治能力的赋权与增权,通过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理念嵌入,实现农村治理要素的再整合,并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最终完成农村基层治理的秩序期待与发展期待。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聚焦制度优势与治理体系改革、治理能力提升,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为人类制度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