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民族团结思想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启示

作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乌兰夫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乌兰夫民族团结思想为培育、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提供了宝贵经验。乌兰夫民族团结思想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启示在于：促进民族团结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必须坚持“三个离不开”、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论东亚人类学共同体的建构

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空间区隔逐渐被打通,学术资源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知识生产的过程和生产主体打破了在国家内部封闭循环的格局.东亚文化具有相异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智慧和价值体系,东亚人类学家有义务也有责任通过学术共同体探讨与发掘东亚文化中蕴含的学术资源,建构具有东亚特色的发现、解释与应答社会文化问题的学术范式.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社会联系的增强为东亚人类学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东亚共同体的提出与推进为东亚人类学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制度的依据,东亚国家之间的教育和学术交流为东亚人类学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人才基础和学术基础.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源与流

法律职业共同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学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其内部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同质性和互补性。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本质在于其对外的独立性,包括知识技术的独立和司法实践的独立。我国处于转型时期,法律职业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其发展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今后的发展中,应该从提高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专业化程度、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增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独立性等方面着手改良。     

什么是民族主义——读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文章以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为依据,认为民族主义是西欧反对封建王朝和宗教共同体的产物,＂同质性＂社会结构是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民族主义是＂想象的共同体＂,具有主观建构属性.文章还认为,安德森多元主义民族观为当代民族主义实践提供了可选择方案,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理论不断修补、完善的结果.     

机遇与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认知状况的多维审视

特定时空环境下诸多因素和机制的混合交织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的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状况的复杂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该理念在时空维度契合了全球化趋势,但逆全球化运动使其遭到了排斥;在主体维度,理念契合了寻求加强和改革全球治理、改善自身发展环境的全球南方的普遍诉求,而试图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对中国理念持敌视态度;在利益维度,全球性问题与风险虽然建构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共识基础,但国家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始终是影响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的负面因素;在文化维度,理念凭借开放性、包容性特质具备被其他文明理解的可能,但地方性文明对普世价值的抗拒心理以及多元文化差异阻隔了理念认同的形成与内化;在传播维度,多元传播机制成为促成和提升中国理念国际认同的重要武器,但国际话语权的“西强东弱”成为影响传播效能的短期“天堑”。鉴于此,中国需要全面审视和理性应对中国理念及其国际传播与认同建构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使“认同”真正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变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急遽的时代变迁孕育伟大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充分揭示资本全球演进的历史逻辑,宣告资本关系束缚资本发展的历史走向。资本的世界史展现出一幅无组织、难驾驭、不确定和日益分化的世界图景,导致资本的世界史走向它的反面,即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如今,历史正处在世界历史深度变革、发展阶段急剧转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并引导人类历史的这种变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大理论创造。     

从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看中国共产党人民族文化观的现代性探寻

通过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于民族工作的论述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文化的政策与主张是一个丰富发展、逐步深化、创新完善的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新思考,丰富发展了民族文化观;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七大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深化民族文化观,形成了新格局;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完善民族文化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境界。     

边疆治理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释放的强大动能可以有效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提供重要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同时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和实现路径。以党的边疆治理思想为指引,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实践为参照进行研究,发现边疆治理中存在：特殊地域环境的影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人口素质相对偏低;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有待厚植;绿色发展推进不足,生态文化认同意识亟待增强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因素。针对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路,建议加强党对治理工作的领导,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推进经济发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推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涵;提升治理能力,厚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实践,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态环境。     

监督下乡、分责秩序与乡村关系重构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监督下乡不断重塑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伴随监督体系的层级扩大,监督的泛化、精细化以及问责强化,基于考核、督查与问责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高度强化,导致乡镇治理陷入“责能失衡”困境。为此,乡镇依托“分责”机制,也即通过党政统合的总体责任配置、行政包干的横向责任压实以及监督下沉的纵向责任下移,展开对此困境的应对实践治理。乡镇的分责实践塑造了以“分责秩序”为核心的乡村治理秩序,“分责秩序”的生成本质上是乡镇在监督问责的压力型体制下积极避责的结果。在此分责秩序下乡村组成紧密的“责任共同体”,其区别于分利秩序所塑造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新型乡村关系形态。乡村责任共同体相对有效地应对高压问责的多中心工作,但也造成了乡镇体制过热与村级组织行政化等意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