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流教授90华诞60从教暨江流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致辞

2011年6月29日尊敬的江流老师、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上午好!刚才,伯里副校长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校委、代表景田校长作了一个很好的祝辞,冷溶会长代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做了一个很好的贺辞。现在,我代表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几句话。首先,我代表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向江流老     

此经济法非彼经济法

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管理类及其他非法学专业普遍开设经济法课程,该课程的内容包括法学专业的民法、商法、经济法(有些教材还包括社会法)的内容.法学专业经济法与非法学专业经济法并存的现象,给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带来困惑和不利效果.追溯非法学经济法课程来源及成因,提出应尽快为其正名.建议近期将非法学专业开设的经济法更名为“民商经济法基础”,远期将大学一年级的法律内容结合起来,这样既有利于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系统化,又能解决非法学专业经济法名不副实的问题.     

社区矫正问题的调研和思考——以抚顺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在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     

刑法谦抑性及其边界

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在于刑法的补充性。学界和实务界对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存在一定认识误区:即刑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非犯罪化,刑罚改革的方向应以非刑罚化为主,尽量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刑法解释。刑法谦抑性应有其边界,即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间,要在"严而不厉"中实现谦抑;在刑罚化与非刑罚化之间,要在适度轻缓中实现谦抑;在特殊案件中,要在具体规定与一般原则之间实现谦抑。     

略论非地缘区域警务协作的路径设计

非地缘区域警务协作既是社会宏观区域协作的组成部分,也是区域警务协作的重要内容。面对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同质化现象,推进非地缘区域警务协作,必须依托现有优势,找准制约因素,明晰发展路径,深入探索,回应区域经济社会呈现一体化态势催生的警务需求,建立与维护与社会稳定工作相适应的公共管理警务机制,为我国经济发展机遇期的良好社会环境提供公共安全保障。     

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研究

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一直是侦查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加强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的研究,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对犯罪现场的全面认识,开辟认识犯罪现场的新视野以及开拓新的侦查思路。为此,有必要对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的概念、价值,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信息在侦查破案综合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与研究。     

员工非财务指标披露满意度研究

国内外从未有人从员工角度进行过非财务指标披露的满意度排序研究和分组研究,从员工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是对员工所关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披露的满意度进行的排序研究和分组研究。研究得出结论:员工对不同类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披露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个体和企业因素产生了员工同一类非财务指标披露的满意度差异。对满意度低的非财务指标的披露,企业应当改善其披露。对不同类别员工披露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的非财务指标,企业应当特别需要改善披露。     

抓住奥运机遇做好北京民族工作的宣传

2008年奥运会期间将有3万多记者到京,对体育及非体育的消息进行"地毯式"报道。他们不仅是来报道体育赛事,同时也是将中国的各个方面展现给世人。同时,还有数以十万计的游客涌入北京。基于此,应该加强对北京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这对中     

＂刑法危机＂的症结何在——就犯罪圈、刑罚量问题的些许感想

本文从新近的一种人格刑法的有力主张入手,首先给出了对于当下刑事法网是"厉而不严"而非"又严又厉"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破除刑法危机、实现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转应该以"严而不厉"为基本保障,从而主张在刑罚轻缓化的同时,还必要强调刑法调控范围的适度扩张即犯罪化,并且,为这样的一种主张与时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意义上找到了某种契合。     

请求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法律问题

快捷、高效、低廉的实现方式是担保物权制度的关键。我国《物权法》关于权利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方式实现担保物权的规定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达致这一目标。但与此同时,要使这一实体法上的规定付诸司法实践就必须有相应的程序性规则与之衔接。考察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无论是普通诉讼程序还是特别诉讼程序都无法适应其需要。为此,构建一个既能符合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法基本原理又能最大程度契合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制度价值的程序便成为理论和实务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