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把握深度新闻报道的三个关系

深度新闻报道是一种深层次地、立体地、全景式地反映新近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通过提供丰富的背景材料，扎实的采访内容，用客观的形式解释、分析、预测其动态前景，能回答受众关心的、引起受众思索和产生共鸣的新闻报道。做好深度新闻报道，应科学把握三个关系：“深度”与“广度”的关系、深度新闻与动态新闻的关系、理性分析与客观报道的关系。     

城乡关系转型背景下“农民市民化”之困境与走向简

城乡关系不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点聚焦。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步向新型的城乡一体化体制发展的阶段。在城乡关系转型的重要时期，人口城镇化是推动农民向市民转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涉及到社会保障体制、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各个环节，对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在人口城镇化迅速发展和城乡关系急速转型的背景下，当前十分紧迫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新市民”的“同城待遇”、“新市民”的“身心归属”和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     

德国环保组织汇聚有效合力

作为工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的环境保护在治理体系中正逐渐移至中心位置,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民调显示,85%的德国人把环保问题视为国内第二大问题,75%希望其环境政策水平继续保持欧盟领先。在德国,约有8600家环保协会,每年组织110万人参与环保志愿者活动;     

论人格物在民法中的限缩与延伸

人格物作为兼具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物,体现了一般性人格利益在物上的延伸。载体物的毁损灭失会造成人格利益不可回复的后果,权利主体可依据物的损失要求人格利益的损害赔偿。同时,法律也必须对人格物的种类及其处分予以严格的限缩,以防范权利范围过大而导致权利的滥用。立法将人格物上升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物权种类加以保护是大势所趋。为此,对人格物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转型期利益分化对中国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

政治稳定是转型期中国改革顺利推进的有效保障。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维持了动态的政治稳定,但也存在不稳定隐患,而利益分化加剧就是隐患之一。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利益差距较大且矛盾凸显是我国目前利益分化的现状。利益多元化削弱政治权威合法性、利益分配不均产生心理失衡、利益差距过大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利益主体政治参与愿望受挫引发社会失序,形成利益分化问题对中国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国家必须重视此问题并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利益分化加剧趋势以保证改革的稳定局面。     

母子公司法律研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个越来越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市场也正在逐步产生,母子公司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它的产生虽然为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向传统的公司法发起了挑战.因此近些年母子公司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受关注,由于独特的公司运营形式,对子公司的界定以及如何保护债权人和少数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这一类涉及到容易引起纠纷的问题更成为重中之重.不少法律学者都对此展开了研究探讨,与此同时,工作在法律岗位上的人们也加入了研究当中.     

晋官难当——申维辰和金道铭的太原“恩怨”

一些山西干部表示，省领导太多，有的关系实在照顾不过来。不过申维辰与金道铭两人的面子却无论如何要给。申维辰与金道铭都是聪明人，对于对方的一些手段心知肚明。“这下好了，两个都进去，没准还能互相揭发些东西。”     

关注价值愿望也要关注利益诉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欧“次区域合作”:动力与未来方向

近年来,中欧"次区域合作"日益成为中欧合作的新支柱。作为中国次区域合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充当了中欧"次区域合作"的先行者,从合作理念创新、经贸关系发展等角度提升了中欧整体合作水平。开展"次区域合作"是由欧洲发展的次区域化趋势、中国深化对欧战略认知及中欧各自发展特点等因素所推动的。中国—北欧国家合作、中国—南欧国家合作或将成为中欧"次区域合作"下一步推进的方向。     

论审判中心主义对重构诉审关系的影响

诉审分离的功能在于有效地切断审判与侦查之间的直接联系,而刑事司法的发展历程表明,诉审关系极易脱离规范确立的发展方向,游离于刑事诉讼一般规律之外.当前诉审关系出现异化与虚化的根源是侦查权扩张的冲动和事实以及平衡构造的过度理想化,诉审同一原则的缺失和程序性权力的滥用也是诉审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从外部视角看,诉审之间应以制约侦查权为基点形成分离与合力的关系,而其内部仍需以制衡与约束作为指导原则.因此,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域中,诉审关系的调整方向应是在强化诉审分离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完整的限制和约束侦查权体系,以有效保障辩护空间,维护被告人权利,诉审之间的非正式协商也应在满足内在需要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其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