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尼采的道德哲学思想初探

尼采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唯意志论者。他在道德哲学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否定基督教的信仰, 宣称"上帝死了",重估道德价值;确定自立善恶的"非道德主义";构建新的以生命为基础的善恶彼岸的道德;建立新的道德谱系,虽有局限性,却是当时的巨大进步,为20世纪道德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新态势的认识评析

“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作为一个霍查主义政党的国际组织,高度关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新变化和呈现的新特点,全面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经济和社会危机表现,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斗争新特点和社会思潮极化现象,全面审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矛盾冲突。“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变”与“未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但其理论主张本质上仍未超越霍查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安全复合体”与区域秩序建构:一种理论阐释

本文从巴瑞·布赞的最初定义出发 ,分析了新兴的“安全区域主义”和“新安全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古典”和“修正”版本的基本内核 ,并重点阐述了不同理论方法对“安全复合体”内区域安全秩序建构主导模式的不同分析     

诗学对话与文化输出--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余论

泰戈尔诗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与 西方诗学的对话。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学习借鉴、文化输 出、比较研究和反思批判等,都是对话,其中的文化输出既 是反对文化殖民化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表现,又是实现东西 方真正对话的诗学追求。这样的文化输出所体现的文化 “送去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主义。     

罪刑法定的代价及其司法控制

一.罪刑法定的实际代价 “罪刑法定”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来自西方的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含义的高度概括。我国1997年刑法第3条将罪刑法定表述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表述显示出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种限制机能,要求法官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来认定犯罪,惩罚犯罪。从某种意义来说,罪刑法定原则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防止司法权滥用,以实现尊重人权和限制司法权这一罪刑法定的根本宗旨。但罪刑法定倡导的是一种形式合理性,那么,为了实现这一形式合理性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刑法作为成文法不可能囊括社会各种犯罪形态,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在罪与非罪,保障人权     

“奥巴马主义”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奥巴马入主白宫已近中期,面对金融危机和外交困局的双重打击,打着"变革"的旗号,在内外政策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力图对内重振美国国威,对外重塑美国形象,更新同盟关系,打造"多伙伴关系",维系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以新近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一个新的"奥巴马主义"已露端倪,这必然会对美国全球战略以及中美关系带来重大影响。为全面分析和评估"奥巴马主义"与美国全球战略,本刊特约请参加2010年6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美国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研讨会的京沪两地部分知名学者、专家撰写了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     

论《民法典》夫妻间损害赔偿之体系构造

对于《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规则,解释学上向来存在着离因损害赔偿和离异损害赔偿之争。学界理论和比较法上的做法倾向于采离异说,而司法实务立场实则更青睐离因说。基于家庭法的封闭性与个人利益的全面保护考量,应兼采二者。受害人基于婚姻关系所生之期待利益原则上可获救济,但应通过类型化,明确其限度,谨慎适用。基于婚姻关系所生之信赖利益可作为期待利益之替补,从而例外地具备可赔偿性。对于配偶权之保护,应由家庭法之封闭体系予以规范。由此,仅当对方存在严重侵权行为之时,受害人才能对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的配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其他固有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般侵权责任规则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构成要件上,权益侵害人主观上需存在重大过失,但受害人的主观状态不受无过失之限制;在权利行使上,该损害赔偿责任于婚内不得主张,于离婚后则皆可主张,原告在离婚诉讼之后亦可单独主张,诉讼时效原则上自离婚后开始计算。     

采纳与内化：多重制度压力如何影响河长制创新扩散——基于省级政府的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

随着我国各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创新及扩散现象愈发受到关注。既有研究指出制度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双重视角,建立包含层级规制压力、同级模仿压力和整体规范压力的分析框架,同时根据合法性建构过程差异将创新扩散分为“采纳”与“内化”阶段,运用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0—2017年河长制在省级政府扩散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内化通常滞后于其采纳。层级规制压力对创新扩散两阶段均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同级模仿压力中,“政绩比拼”下的区域竞争压力仅在采纳阶段显著为正,学习模仿压力在采纳中的负效应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恐后”而非“争先”逻辑,邻近竞争压力在内化阶段的负向作用则表明相邻政府不愿“为他人做嫁衣”的倾向;整体规范压力上,中央媒体形成的互动交流网络对创新采纳和内化均有正反馈机制,地方媒体的参考借鉴指南功能则推动了内化过程。本文通过丰富制度压力类型与来源,拓展创新扩散阶段与边界,进一步探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压力、真实与虚假扩散等议题,也为其他相似场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相对系统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