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

本书是三位国际知名政治学家吉列尔莫·奥唐奈、菲利普·施密特和劳伦斯·怀特海合编的四卷本丛书《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民主的前景》（TransitionsfromAuthoritarianRule：ProspectsforDemocracy）的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前三卷分别研究了南欧和拉丁美洲各国的转型情况,在国别研究之后进行了比较研究。而第四卷的两位作者则在精辟地总结前三卷集体智慧的基础上,     

男性统治

著者在该书《序言》中说：在这本书中,我基于许多关于两性关系的研究成果,明确、支持并修正了我从前对同一主题的分析。本书对性秩序的（观察到的或希望的）永久性及变化问题提出了明确质疑,而这个问题也总是被大部分分析者（和我的批评者）不厌其烦地提到。也正是由于引入并规定这种天真的并天真地带有规范性的取舍才导致不顾明显事实,把性结构以及性结构借以被认识的模式的相对稳定性的证明,看做一种否定和谴责妇女状况变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应该受谴责的,并立刻受到了谴责,它是虚假的,并立刻遭到了对这种状况的所有变化之强调的驳斥。     

权利归位须先于农民身份转变

周作翰、彭大成在5月2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介绍：高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一书中认为：在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应该首先铲除封建主义。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在于首先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同时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能急于建立又高又纯的社会主义，     

治安本质论

从词源和古籍考证的角度开始对治安的本质进行探究,治安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治理和控制;从韩非对治安的论述开始,广义的治安的含义并未改变。治安事实上体现了国家的本质,国家的职能是由对社会的暴力统治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两部分组成的。国家依靠物质手段对社会进行控制;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安”的概念在事实和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     

行政官僚不可或缺——读《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引发的思考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高效的组织形式,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和社会化大分工的需要,实现了从传统权威到法理权威、从传统专制统治到现代法理统治的巨大转变。正如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官僚制自诞生以来,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组织普遍的结构模式和管理模式。同时,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过种种非议,无论是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是官僚制在实际操作方面的缺陷,人们都对之进行了系统批评。有学者指出,随着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兴起,     

江西红色旅游经典之七：庐山——避暑胜地政治名山

庐山,是闻名中外的避暑胜地,同时也是一座革命历史名山.它位于江西省北部的九江市,座落在鄱阳湖畔、长江岸边,集风景、文化、教育、宗教、政治于一体,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国家地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山势险峻,风光秀丽,素以雄、奇、险、秀著称于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多次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把这里作为自己的避暑行宫,因此,这里也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的纽带.     

试析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效能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根源在于原有合法性基础的衰退及自我更新能力的不足。重塑合法性基础的关键是从统治走向治理,形成符合转型期社会特点的公共管理模式。治理理论对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转型社会应立足具体实际,以政府转型带动社会转型,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母亲（妻子）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

家庭的政治社会化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进行政治教化时,究竟是母亲(妻子)还是父亲(丈夫)占据主导地位.有关此方面,主要流行三种观点:男性统治论、女性统治论和父母(夫妻)在不同的问题上影响不同.这几种观点的差异,主要在于他们所依据的标准的差异,另外研究问题时所设计的变量的不同也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苏哈托，随集权时代逝去

压制越久,爆发得越猛烈,一个维持了32年的政权,它的轰然倒塌只用了3天时间。这除了拜亚洲金融危机之赐,也要"归功于"苏哈托把贪污"扩大化、合法化"到了一个人神共愤的地步。     

屈辱与悲哀的50年——记日据时代台湾的“治安政策”

当前在台湾社会中，一些顽固的亲日台独分子经常提及日据时代台湾的治安状况，将其当作一项“重要功绩”，极力赞美日本当年对台湾的统治。这种喧嚣不仅混淆了许多台湾民众的视听，也给海峡两岸的沟通与交流带来了不少的障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据时期台湾的“治安政策”进行认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