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构的设置及演变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构从初创设立到发展完备,历史悠久,垂2000余年。在朝代兴替中,几经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较严密的制度规范和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当时的中央集权统治,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一、西周至秦汉：地方监察机构的初创武王灭殷,分封诸侯,同时为了维持其盟主地位和国家统一,建立了“巡狩”制度。天子每五年要出巡一次,目的是对诸侯的行为进行监督。     

从意识形态到微观权力——阿尔都塞和福柯揭露法律统治思想比较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法学和后现代法学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和福柯分别将意识形态和微观权力作为分析法律问题的重要工具,从不同角度揭露了传统的法律统治观。阿尔都塞和福柯的揭露法律统治的思想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重大差异,可以从法律与上层建筑、法律与权力、法律发展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试析韦伯的统治类型理论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选择的契合

不同的社会环境,对统治的类型提出不同的要求.目前,法理型统治作为一种理念和政治建设实践已经逐步建立并不断深化和完善起来.在比较三种统治类型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很有现实意义.     

香港司法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兼与内地司法文化比较

在英国统治香港的150多年里,香港在法律渊源、司法机关、司法制度等方面,都形成了有别于祖国内地的一套司法文化。回归以后,香港的司法文化适应“一国两制”的需要,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也对内地的司法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随着两地来往的进一步密切,司法方面的冲突和问题也会发生,司法文化的互动和交流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因此,研究香港司法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研究两地司法文化的互动、交流及其发展趋势,就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法的本质”的反思

法的本质问题是法律科学的核心问题,统治阶级意志是法的本质长期成为我们法学教育中一个基本的概念被传承着。但是本文认为,并非一切有阶级的社会就是阶级对立的社会,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统治阶级意志论也并不能涵盖当今一切社会形态的法的本质。据此提出,一定阶级意志为法的本质更为周延的界定。     

雍正何以革除财政收支潜规则

雍正治贪先从整肃财税制度入手,推行耗羡归公之法,以明规则取代潜规则,切断官员小金库的来路,继而用收支两条线的政策高薪养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腐行为康熙皇帝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其在稳定统治秩序上,功莫大焉,早年治贪也颇见成效,然而待到内外稳定,天下太平之后,渐入暮年的他遂有了求稳怕乱的心理,官场贪腐此刻已极其盛行。尤其是州县一级官员,常以征收耗羡盘剥民众,蚕食国家收入。耗羡是附加在正税之上征收的抵补实际损耗后的盈余部分。清初赋役沿袭明朝万历年间钱粮则例旧额,除正额赋银(地丁银和漕粮)外,     

日本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日本于2005年制定了公司法典,改变了延续百余年的公司法作为商法第二编的立法体系.该法于2006年5月1日起正式开始施行.同时,日本对证券交易法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修改后的证券交易法更名为金融商品交易法.该法于2007年9月30日起正式开始施行.在现行日本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是最为重要的公司形态.从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考察的话,股份有限公司不仅要适用公司法,同时也要适用金融商品交易法.从法律的属性上来看,公司法主要是规定了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到运行中有关组织层面上的私法规则;而金融商品交易法当中虽然行政性规定居于多数,但也包含了一部分私法性质的规定.本文从公司法与证券法两个不同的视角,全方位地探讨公司法与金融商品交易法两部法律本身属性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围绕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问题,全面介绍并探讨了日本立法界与理论界的最新动态.     

“龙迷心窍”袁世凯

在中华民俗史上,龙的地位相当崇高。它伟岸神圣,法力无边,既有救民于水火的本领,又有至高无上的声威,所以先民们对它十分崇拜.一些封建统治者也看中了这点,极力尊龙崇龙,让龙为己所用。他们或以龙的化身自居,自诩为“真龙天子”;或附会龙的“祥瑞”,编造龙的神话,借以骗取民心,巩固统治地位。在这方面,历代帝王都有“出色表演”,而“短命皇帝”袁世凯的表演尤其充分。     

当代泰国政治经济发展轨迹剖析

本文对半个世纪来泰国政治经济发展轨迹进行回顾和剖析 ,指出泰国政治经历了由军人专制统治向议会民主制过度的艰难历程。经济从 6 0年代起开始发生结构变化 ,经历了 80年代的迅速发展和 90年代的金融危机 ,在新的 2 1世纪面临着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艰巨任务。     

汉口开埠 武汉新政

一、林则徐武汉禁鸦片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切皆可自给,但发展滞后。当时,清政府对外采取的是闭关政策,对外通商仅限广州一口,并设立了“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贸易只能在经政府特许的“公行”进行。在这个社会中,外国商品的输入自然会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