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对三起终身监禁案例判决书的剖析

三起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例,勾勒出了司法实务中适用终身监禁的量刑标准,包括对象标准、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但是,这三份判决对于终身监禁适用标准的具体认定存在着数额标准过高、犯罪情节认定不清、量刑界限模糊等问题。一方面,应当制定更为合理的司法解释,明确终身监禁与死刑立即执行、死缓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重视非数额情节的认定。     

域外:全球加紧应对网银犯罪

早在1999年的美国统计资料就表明:平均每起计算机犯罪造成的损失高达45万美元,而传统的银行欺诈与侵占案平均损失只有119万美元,银行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不过4900美元,一般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仅为370美元。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测算,一起刑事案件的平均损失仅为2000美元,而一起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平均损失高达50万美     

网上银行安全、银行责任与法律监管制度的问题研究

随着网上银行的业务量持续的加大,快捷方便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于此同时,网上银行的安全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客户与银行,尤其是在出现网上银行盗窃侵权行为发生后,银行与客户的责任认定成为了法律纠纷的焦点,同时在没有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下,不利于网上银行的整体发展。     

短讯

社会救助和救灾为切实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健全救助管理工作网络,完善救助管理工作体系,提高救助管理工作水平,内蒙古赤峰市民政局开展救助管理进社区试点活动。（史景新）福建省漳平市民政局五项措施加强城乡低保资金管理。一是制定政策,逐步规范城乡低保工作;二是制定标准,严格评议、审核、审批工作;三是关注民生,合理调整保障标准,适时提高补助;四是资金专户管理、社会化发放;五是开展专项执法监察,确保民政资金安全、到位发放。     

小额普通发票犯罪的司法实践难题及其对策——兼论普通发票犯罪定罪量刑的发票份数与面额标准之协调

持有伪造的普通发票的追诉标准之一是持有伪造的普通发票200份以上,实践中大量持有伪造小额普通发票的无证经营者、个体小商贩因此标准而被刑事追诉,这有违本罪立法本意和刑法的谦抑精神。普通发票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存在诸多差异,相应犯罪的两种定罪量刑标准比例不能简单援用。当前,司法实践中应本着宽严相济理念,援引刑法第十三条对轻微的普通发票犯罪予以出罪处理。长远看,应以社会危害性大小为基础,参照假币犯罪定罪处罚的标准,协调普通发票犯罪定罪处罚的份数标准与面额标准,以防罪刑失衡。     

提高国家贫困标准线让人心暖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     

临时救助：填补保障“盲区”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无法受低保覆盖,但生活困难,一旦遭遇变故,就会让整个家庭陷入困窘——当前,民政部在全国推广实施的临时救助机制,将这部分＂盲区＂群众纳入救助范围,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41岁的成都市新津县花桥镇筒撤村村民张健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今年4月查出鼻咽恶性肿瘤。     

党员劳动竞赛展风采

正连日来,农十师一八六团组织千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对全团14公里的防护林进行了全面修整和管护,并组织开展了林床整治劳动竞赛,处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场面。全团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克服天气严热、蚊虫叮咬等不利因素,采取早起早干、晚凉晚干、示范引导、严格标准等办法和措施,对防护林全面进行了修枝、平整林床、涂白等劳动。自6月28日起,全团每天出动党员干部职工180余人次,开展为期10     

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协作及监管问题研究——以温州金融试点政策为背景

温州金融试点政策正火热开展中,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务表明鼓励小额信贷公司向村镇银行转制,但本文观点认为小额信贷公司不应该急于全部转为村镇银行,更应该基于两者价值而提倡相互协作发展.本文在分析两者共性的前提下探讨两者协作的意义和可行性,以及协作的若干策略.最后为促进两者稳健的合作和发展,监管原则、理念和重心方面都应该要有所改变或创新.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