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上的“占有”

占有的概念在刑法中至关重要,甚至直接影响到定罪量刑.本文从侵占罪和盗窃罪入手,对刑法上占有概念进行逐层递进的展开,通过与民法上占有概念的逐项对比突出刑法上占有的特征和在实践中的不同理解和做法.用案例分析的形式对复杂情况进行比对,以期引发更深一步的思考.     

新疆族际通婚的法律浅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婚姻政策在不断的演变,我国地方政府也在不断试调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适用冲突。本文以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族际通婚为切入口,具体阐述了族际通婚政策的演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族习惯法的适调。     

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新动向及预测

<正>2014年12月16日,巴基斯坦塔利班袭击巴西北部重镇白沙瓦的一个军队公立学校,造成149人死亡,其中133人是儿童。这是七年来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最大的恐怖袭击,不仅震惊了世界,而且使得巴基斯坦的反恐形势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再度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一、"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历史演变巴基斯坦塔利班原来是阿富汗塔利班(简称阿塔)的延伸。阿塔于1996年攻占喀布尔,建立了阿富汗     

谁动了我的蜂蜜?——以现代法治对台湾原住民社会的“殖民化”及其应对为重点

在非西方社会还在将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作为唯一的"大写的真理"进行认真建设的时候,一场针对西方现代法治的批判运动开始在西方社会兴起,这场批判运动吸引了韦伯、福柯、马尔库塞、昂格尔等等思想大家的参与,其中又以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最为引人注目。哈贝马斯在批判中提出并发展了自己的交往互动理论,并将其视为解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希望所在。本文以台湾发生的"邹族蜂蜜案"为个案,力图揭示:第一,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如何通过一个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实现的;第二,殖民化对与自然认知、管理和使用有关的制度和规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三,应当如何应对殖民化之后自然资源的管理问题。     

国与族:文明认同、身份认知与中新关系

在分析国与国之间合作或冲突的成因时,种族这一因素越来越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学界已有的研究几乎都支持种族亲缘性导向和促进国际合作。中新关系的实践则打破了这一刻板逻辑,并支持另一种思路:在一些情况下,同文同种恰恰会给两国带来敌意而不是通常所想当然的合作。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一中新关系案例也给如何理解和预测中国目前和将来的对外行为,及其对重塑世界秩序的影响提出了思考点。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是"文明"。族的文明认同在中新关系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思考国际关系的局限性。随着中华文明这一最大文明体的复兴以及中国在影响和定义世界秩序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文明思维来补充民族主义思维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要求,文明作为跨国文化场域应成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鉴于此,有关中新关系的研究显示出对重塑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的重要潜在意义。     

民法占有与刑法占有的比较研究

占有是《物权法》所明确规定的制度,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占有,但是占有又是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依据。目前对于刑法上占有问题的研究绝大数是将民法的占有与刑法的占有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有根本的不同,或者只沉浸在部门法领域中,孤立地考虑占有的问题。从维护法秩序统一性的角度出发,对比民法与刑法在占有的保护目的、构成要件以及对象上的异同,有利于消除立法和司法对于民法占有和刑法占有之间的误解。     

全面开展节约集约示范省创建 努力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6年,全省国土资源系统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国土资源部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浙商回归、'四边三化'等中心工作,以'找短板、补短板'为主线,以'工作推进年'能力建设年'活动为抓手,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明天是"好否"还是"有无"?香港高等法院"邓光裕堂案"述评

根据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后所制定的《新界条例》第13条第一款之规定,香港法院在处理新界土地诉讼时得适用中国传统法,即清律及习惯.2002年,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的"邓光裕堂案",历时数年、无数次的法庭辩论,于2007年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张伟仁先生的专家意见-族产不可分割和让与的"通则".这一通则是经由上千年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的"活法"(livinglaw),涉及伯尔曼所说的"代际关系的法律",且为制定法即"国法"所认可.从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的互动与"并行不悖",而非贺卫方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官员在对纠纷作出裁判时"经常地将所谓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     

明天是“好否”还是“有无”？

根据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后所制定的《新界条例》第13条第一款之规定,香港法院在处理新界土地诉讼时得适用中国传统法,即清律及习惯。2002年,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的“邓光裕堂案”,历时数年、无数次的法庭辩论,于2007年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张伟仁先生的专家意见——族产不可分割和让与的“通则”。这一通则是经由上千年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的“活法”（living law）,涉及伯尔曼所说的“代际关系的法律”,且为制定法即“国法”所认可。从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的互动与“并行不悖”,而非贺卫方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官员在对纠纷作出裁判时“经常地将所谓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