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胞国家认同的重构路径探析——基于对“两岸族”台胞的深度访谈

“两岸族”台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群体。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当前“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存在“双重身份认同”突出、“中国疆域认同”提升和制度认同存在偏见等特征。岛内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深刻影响,同时,近年来大陆对台政策体系也逐渐对“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传导效应不明显。建议以“两岸族”台胞为纽带,通过深化细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措施,加强对台宣传话语体系建设,突出以“家国情怀”为重点的历史文化建设等多路径重构台胞国家认同。     

古代官府如何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在古代信息通讯、交通、技术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获取可靠资料以切实推进经济普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摆在历朝历代官府面前的重要挑战。在农业文明时期，人口与土地是维系经济运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历代官府最重要的普查对象。我国历史上采取百姓自行登记、各级官府查验、邻里相互监督等方式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     

族性安全的概念、理论与范式

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族性动员及其消抑研究

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离不开政治动员的环节,族性动员普遍被视为现代政体中一种潜在的非整合性力量,其发生往往都以族性认同为内核或工具,再加上族群精英或族群政党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才得以实现。族性动员是一个族群围绕一定的族群认同(例如肤色、语言、风俗等)进行组织,以追求集体目标的过程。族性动员一旦发生,其对国家秩序、族群关系、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破坏,由此引发的多米诺效应也许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往往造成国家政治秩序紊乱、族群社会行为失范、民众恐惧心理加剧,其后果往往远超过于此,溢出效应可波及邻国,导致地区安全危机,甚至国际安全危机。研究族性动员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深刻洞察民族政治行动的发生、发展规律。族性动员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行动系统。族性动员既有方向性,又有技术和路径支持。目前,国内对族性动员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系统分析与建构。在实践层面上,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频率在加快,身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事件、运动及动员产生的模仿效应在增强。因此,对于民族国家及政府而言,不断寻求有效的整合与消抑策略,防范与管控失控的族性动员,将是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从巴基斯坦“新民族”现象解读跨界民族身份认同

巴基斯坦“新民族”的形成与阿富汗难民问题息息相关。随着阿富汗政局逐渐平稳，陆续有难民回归，但是仍有大量人员不愿意离开巴基斯坦。其主要是因为阿富汗的条件无法完全保证和平生活，以及缺乏经济机会。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生活了二十多年，新一代的阿富汗人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长大，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出生和长大的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更多的是巴基斯坦社会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新民族”逐渐形成。“新民族”的诞生也引发了其他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难民们对阿巴两国的国家以及民族身份认同等问题。跨界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十分敏感，极易引发跨国安全问题，是对中南亚地区安全的极大隐患，其唯一可行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国际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减少难民数量，帮助阿富汗尽快实现战后重建工作，维护好良性的国内生存环境，以此来实现难民的遣返，进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中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论析

中亚国家独立后在语言政策方面既有共同点，即致力于发展主体民族的语言，又有不 同之处，即各国对待俄语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中亚社会中存在的多语言现象不仅没有成为国家 发展可资利用的资源，反而成为一个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的政治问题。中亚国家已经意识到 多语言政策是其明智的选择，但未来中亚国家仍然面临如何不再把语言政策当作是各种政治游戏 的借口，而应把它转化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利用的资源的问题。     

文明驱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解码

文明是促使一个民族不断延续与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又不断浸润和定义中华民族。党的二十大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列为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并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探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动力之源,需要对长周期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进行深度解码,即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提炼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学理性资源。根基深厚的农业文明、包容和合的天下观以及共享智慧的轴心时代,是保障中华民族历史赓续不断的文明驱动力;不断延续的“大一统”传统、成熟的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以及多民族国家交融一体的族际整合实践,构成了中华现代国家最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家国一体”的集体价值、“仁者爱人”的道德品质与“中庸之道”的行为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伦理根基。     

占有回复关系中善意占有人权义之甄明——基于请求权体系性关系的视角

占有回复关系规范独立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的体系性价值不仅在于物债二分，更在于它能够提供给善意占有人相比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更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或境况。循着这个思路，《民法典》第460条关于孳息返还义务的规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形成竞合关系——善意占有人仍然负有孳息返还的义务，但可以主张“现存利益”返还的抗辩；第461条关于损害赔偿的规范排除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适用，但仅限于善意的自主占有人；在物被转卖的情况下，善意的自主占有人以所得价金于不当得利范围内负赔偿义务；善意占有人的必要费用求偿权亦排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使用；但善意自主占有人得援引第985条主张有益费用的求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