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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后,继续展现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重申中澳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要改变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并采取措施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然而,相较于联盟党,工党对华政策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其涉华表态亦呈现明显的两面性和矛盾性,美澳同盟关系、澳国内对华消极认知以及联盟党的牵制将继续影响工党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尽管中澳关系止跌回升并逐步迈向正常状态,但两国关系难以回到过去且机遇和挑战并存。未来,如何确保中澳关系改善的势头不受干扰和不被中断是工党政府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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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基于双方共同的战略需要,韩美经济关系加速朝着全球化和安全化方向迈进,双方重点推进在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各自“印太”经济政策对接以及第三方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客观上,有利于强化美国在科技经贸关键领域对华“脱钩”布局,增加美韩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博弈筹码,助推美国全球基建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但与此同时,韩美经济关系中存在深刻的利益冲突,双方合作存在限度;中韩经济关系中也拥有巨大的利益交集,双方合作具有韧性。中国可采取积极对接、主动塑造的对韩经济外交策略,稳定中韩两国合作基本盘,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交汇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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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作为印太地区的节点国家,却难以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准确定位自身的角色,是一个在印太体系中缺乏存在感的国家。但巴基斯坦也有着对“印太战略”的独特看法和主张。一方面,巴基斯坦对美国将印度塑造为印太地区“净安全提供者”的行为感到极为不满,将印度的这一身份转变视为一种迫切的现实威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也希望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寻求一定的角色担当,充当“调解人”身份以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同时巴基斯坦也试图借美国的“印太战略”来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借此摆脱来自印度的战略孤立。面对美国借“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持续的势力扩张,未来中国可在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基础上扩大区域多边关系的接触,同时借助双方现有的技术、地缘等资源优势以加强互补,化解对美依赖的风险。通过打造中巴更加完善的双边和区域治理安排,不断增强对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形塑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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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提出并实施美国的“印太战略”以来,印度的战略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印太”构想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争论到共识的演进过程。当然,印度并非完全认同和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相反,莫迪政府推进“印太战略”有着自身的诉求与期待。本文以批判地缘政治学为理论视角,旨在考察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三大诉求,并尝试挖掘印度实施“印太战略”背后的认知与地缘政治想象,并与美国进行比较,以揭示两国差异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通过考察发现,印美在国家角色定位、自我—他者关系和战略区域划分等主要方面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对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想象分别类似于“W形行动圈”与“半嘴形包围圈”的战略图式;印度追求领导性大国、构建多维身份认知以及经略“印太”海域的战略诉求有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中长期利益。印美两国对于“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差异将直接影响各自战略的走向和两国的合作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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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拜登政府努力打造美国“印太战略”体系,积极拓展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并为此推出《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这一全新的制度安排。目前,美国的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战略逐渐推进,在外交存在、安全与防务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拜登政府借助三大层次的制度架构逐步实现其战略目标,又努力避免过多的承诺和过重的财政负担。从长远看,太平洋岛国对民主和地区主义的本土化理解、与美国在遏制中国上的不同立场以及美国财政援助存在的问题都使拜登政府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实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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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具有四个方面的资源优势,即与“印太”地区的长期联系所奠定的历史基础、本国强大综合实力所提供的重要物质基础、“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所创造的外部条件以及参与并赢得大国竞争经历所积累的丰富战略经验。美国“印太战略”在认知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战略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与推进提升了国内两党对“印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还促进了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与政策跟进。其次,美国“印太战略”的总体政策架构已经形成并日益完善。再次,美国“印太战略”对被其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构成了较大挑战。然而,该战略的推进也面临着六大制约因素。因而,“印太战略”的前景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与行动,还取决于其他诸要素的共同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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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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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主导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聚焦联通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试图重塑与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并利用该框架进一步深化、巩固与地区内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同时实现振兴美国经济、增强美国竞争力的国内政策目标。“印太经济框架”的灵活谈判方式有助于该框架的推进,但也面临制约因素,如约束与激励机制不足、参与方利益矛盾、多元协调难题等,从而陷入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该框架对美国在该地区战略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存在及地区一体化进程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或挑战。有鉴于此,中国需继续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紧紧与世界融合在一起,同时增强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的资源投入与政策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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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半年,拜登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强调美国—东盟关系进入新时代,还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美国与东盟的海上执法安全合作,凸显“灰色地带行动”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当前,美国与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表现出美国为主要推动力、呈现双轨运行合作机制、由盟友优先向伙伴关系调整、深化海域态势感知与能力提升等特征。双方合作的动力是基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考量,并借鉴了日本海警外交经验,但双方的合作将受到美国战略调整、东盟战略自主、域外国家制衡和东盟内部合作基础所影响和制约,然而未来一定时间内,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将大于困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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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