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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独立以来,印度外交一直遵循与特定国家集团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以当时当地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决定其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力避被迫卷入国家集团对抗而损及自身利益。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初期,印度亦仍坚持“与西方保持一定距离、与东方巩固团结”的外交政策取向。然而,在美西方国家“印太战略”出台和落地实施等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印度已大幅改变上述外交传统与政策惯性,与美西方国家迅速密切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方在安全、经济和“印太”议题上的实质性合作,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两大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也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战略协调和实质合作的势头不会逆转,但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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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疫情持续肆虐,乌克兰危机升级,东盟面临一系列内外风险和挑战。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以“东盟:共同应对挑战”为主题,以推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共同体建设为核心事项,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构建以人为本、共同发展的东盟共同体,维护东盟统一性和“中心性”。这一年,东盟多次派特使访问缅甸,积极推动缅甸和平进程。原则上同意接纳东帝汶成为第11个东盟成员国,实现东盟扩容。经济上基本克服疫情影响,重视旅游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加强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促进经济全面复苏。对外关系上积极应对大国博弈,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合作,将东盟与美国、印度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成员国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努力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外交网络。展望202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将以“东盟事务:增长的中心”为主题,聚焦东盟内部事务及经济增长中心两大方面,加强东盟能力和有效性、维护东盟的团结及东盟中心地位,促进东盟经济发展。东盟将共同应对国际形势中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升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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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政府实施“印太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美国政府的领导人意象作为核心因素,从国内层次决定着不同时期“印太战略”的推进和调整。以霸权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对外结盟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为主的美国战略文化作为深层次因素,对“印太战略”的内容和特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公众、企业、智库和学者等社会各界对“印太战略”的支持即国家—社会关系是该战略得以持续实施的重要原因。总统共和制度、三权分立制度和两党制政党制度等国内政治制度作为操作性因素作用于“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这四个国内因素相互融合、缺一不可,共同影响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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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周边作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效应相互叠加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调整“印太战略”收紧对华政策,不但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周边环境受到了强烈扰动。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推动的“印太战略”摆出了“常山之蛇”阵势,这一战略在手段运用和地域分布上存在多点布局、缺乏重心的缺陷,很难充分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整体力量。然而,它仍对中国周边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行为体随美国战略调整而出现的因应策略变化,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经略周边,这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实现从维护周边稳定到塑造安全秩序的思路转变,强化对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引领能力,打造中国周边安全架构的伙伴支撑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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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将“印太战略”视为其“东向行动”政策的超越。虽然“东向行动”政策是印度介入印太事务的基石,但涉及非洲的“西联”与“南控”政策也很重要。换言之,非洲对印度“印太战略”的意义不仅在于呼应“东向行动”政策、助力其走向亚太并提高大国影响力,还在于实现印度深耕印度洋、拓展对非经贸合作和加强人文联系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基于“印太战略”,莫迪政府将印非关系提升至战略层级,增加对非外交机构与资源投入,在战略议题设置上更加突出海上安全,以加强对非反恐与人道救援合作、践行支持非洲发展承诺、发挥在非海外印度人“桥梁”角色等方式,大力推动区域集体安全与经济一体化,在深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互联互通、防务后勤保障等领域合作上展示出较大的开放性。印非关系的发展彰显印度在印太地区地缘与领域方面的独特优势,有利于提高印度在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涉非议题上的发言权,增强印度战略自信。未来,印度仍将视非洲为实现其大国目标的重要依靠力量。不过,受印度自身经济实力、印非间现实性问题及大国博弈加剧等因素的掣肘,印度对非政策将更趋务实与谨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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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韩国尹锡悦政府公布《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该战略基于对国家定位的重新规划,制定了韩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战略。其内容体现了尹锡悦政府响应拜登政府的拉拢,进一步巩固韩美同盟对抗朝鲜,主动改善韩日关系,并以“价值观外交”为手段,扩充合作对象和合作内容,进而达到削弱中国对韩国影响力的战略目的。该战略虽综合考虑韩国国内外诸多因素,但在未来的实行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也可能妨碍中韩关系健康发展和引发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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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在2016年“脱欧”公投后提出了“全球英国”理念,作为“后脱欧时代”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以应对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国际角色的转变。基于“全球英国”理念,英国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大国”,希望借助综合实力以及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等传统盟友的关系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推出“向印太倾斜”战略,以期拓展盟友圈并扩大对外影响。与此同时,英国外交政策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趋向更加明显。“全球英国”战略因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以及国内政治中的制约因素,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障碍。苏纳克上台后对“全球英国”战略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其外交政策没有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