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融合走向智慧协同: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困境与回应

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需要经历由数据驱动向智慧协同转变的过程。智慧城市群是"智慧城市"概念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延伸,智慧城市群的大数据内嵌于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它能够筛选有效信息,辅助公共服务智能化决策,自适应调节公共服务情境。应用大数据资源在智慧城市群进行公共服务治理的同时,会产生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层面公共服务决策的技术困境、结构困境和伦理困境,必须重新规划多级城市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治理权限,培养多主体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完善智慧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建设,消除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诸多困境。     

关于党建引领上海社会治理的思考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城市工作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重要保障。从组织引领、内涵引领、价值引领、路径引领四方面,梳理总结上海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从理念、制度、着力点、手段方面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上海社会治理的思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从"管控"到"治理":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治理形态不断演变,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强调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呈现不同的工作特征,逐步实现了由从"管控"到"治理",由"包办社会"到"治理社会"的转变。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需要沿着: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公共卫生安全,律师代表委员有话说》系列报道之一:补齐法律与经济制度短板 推进禁食野生动物决定落地

又到一年“两会季”。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两会未能如期而至。尽管如此,却丝毫未能阻挡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和智慧。3月20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座谈会。270多位政协委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围绕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防范公共卫生风险,以宣传教育、法治保障、部门协作、公众参与等方面建言咨政。由于具有“天然优势”,律师委员的发言和意见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既定政策的学术研究:两种视角与四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为例

对既定的政府政策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政策诊断的需要基础,又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科积淀的必要内容。对既定政策的研究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对政策进行延伸阐释,二是对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前者包括政策意义研究、政策类型研究两个维度,后者包括政策效果研究、政策实践创新两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为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上述四层展开。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策的理论内涵,也为其未来延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新时代中国与东非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建立了诸多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沟通平台、能源通道海上军事力量合作迈向新台阶、港口建设成为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这一合作的深化面临诸多挑战,涉及东非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及部分国家油气资源纷争、有关合作的法制不够完善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中国与东非国家必须直面上述问题,系统考虑全球、区域、国内等层面的各种因素,协调域内外相关行为主体的力量,以加强该区域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促进资源分享和发展红利共享,打造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南南合作的样板,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