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机制的构建

职务犯罪是严重的腐败行为,是权力异化的产物,因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现阶段我国仍处于体制转型期,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相关体制的转轨所带来的社会失范等原因．使我国当前的职务犯罪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性质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异变．这种新的变化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甚至危及政权的稳定。     

网络赌博犯罪初探

网络赌博作为新型赌博犯罪,凭借其隐蔽性、智能性、超时空性等优势和特点迅速蔓延,造成比传统赌博更为严重的后果,而由于规范不清等立法、司法中存在的问题,网络赌博反而愈演愈烈。打击网络赌博,需要综合治理,在强化法律规制的同时,还需从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着手。     

聚焦集装箱运输的“飞单”犯罪

"飞单"扰乱了航运中心的正常运转社会危害性大"飞单"环节中集装箱犯罪案件主要表现为诈骗犯罪,主要发生地为洋山港区和外高桥港区,受害单位通常为各物流企业和长三角地区的各类生产企业。此类犯罪针对的目标多为空集装箱,有时甚至是满载各类出口货物的重箱,因此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该类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利弊之启示

可罚的违法性通过对违法行为的"质"与"量"两个方面提出要求,将部分轻微违法行为非罪化,从而彰显刑法谦抑思想。但该理论存在着不足之处,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难有定论,且"可罚"与否的判断基准难以把握。该理论的利弊分别启示我们:立法时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入刑须慎重,尤其是对于涉及民生的问题;在改造现行犯罪构成时应当将社会危害性的"量"作为独立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之中;在解释刑法时应当取实质解释之立场。     

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证思考

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刑法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有的学者将这一理论同罪刑法定原则完全对立起来,因而对这一理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际上,这一理论同刑法基本原则有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密切关系,不应该孤立地看待它们。同时,社会危害性原则同刑事法治环境也有着密切关系。在刑事法治环境欠佳的情况下,社会危害性原则可能被扭曲;在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社会危害性理论则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她用爱诠释爱 记“全国优秀法官”付卫红

<正>刚过不惑之年,一头短发透着精明与干练,没有想象中的严肃与不苟言笑,她健谈、爱笑,笑声爽朗,很有穿透力和感染力。法官中的"铿锵玫瑰""被告人长期从事拐卖儿童活动,所拐卖儿童人数众多,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社会影响极坏。"说起2012年6月审理的"蒋开枝重特大拐卖婴儿犯罪案",快人快语的付卫红这样说。"法官就要爱打抱不平,用神圣的天平为善良者护驾。"2009年底至2010年8月不到一年的时间,蒋某等36人从云南宣威、会泽、开远等地拐骗、收买223名婴儿贩卖到河南。为尽快办理好这起涉被告人数多、社会高度关注的重特大拐卖儿童案,接手案件的付卫红和合议庭成员连续数周放     

“酒托女”引诱男网友高消费案件的处理

近年来,利用"酒托女"引诱男网友到酒吧内高消费的案件频发,成为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此类案件是否构成犯罪,如何定罪量刑?涉案酒吧保安、服务员等受雇进行帮助的人员是否也构成犯罪?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本期选取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对此类案件的讨论成果,以期有益于司法办案。     

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确定标准简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其性质的程度．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必须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根据．而科学的犯罪数额标准当然应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而言．达到数额标准的不法行为也就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可罚性。因此，犯罪数额标准对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权力潜规则社会危害性分析

权力潜规则在我国当前社会中不仅滋生而且较为盛行，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人们也能够意识到它的社会危害性。所以，上至政府高层下至普通民众，才会对权力潜规则深恶痛绝。然而，笔者相信，对于权力潜规则的社会危害性，很多人并没有较为系统和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而只有较为系统和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才能唤起更多人的警觉，从而及时有效探寻对权力潜规则的破解之道。     

女性“由赌及黑”的启示——基于“谢才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的分析

谢才萍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3个特征：组织者、领导者为女性；生成过程表现为“由赌及黑”、“以赌养黑”；形成重大影响过程中存有“保护伞”。为了防止此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成，需要加强转型时期的女性利益观和法制教育；改善就业环境以减少社会闲散人员；加大对赌博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戒力度，铲除赌博滋生的土壤；亟需加强对公权力尤其是警察权的监督，以防国家工作人员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