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哥撞死劫匪引发的争论

今年的8月1日晚上，在长沙市三湘南湖大市场里发生了一起车祸，的哥黄中权将一名20来岁的青年男子撞死。但这却并非一起普通的车祸，死者正是抢劫的哥黄中权的歹徒之一，黄中权是在追赶这个歹徒的过程中将其撞死的。一时间，关于的哥黄中权究竟是否应当负有刑事责任，他到底是勇斗歹徒还是故意伤害的争论成为长沙的热门话题。     

少年不良团伙的成因及防控网络构建分析

少年团伙越轨犯罪的发生率近年来不断增加，其社会危害性也不断增大，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的治安秩序，而且也为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少年团伙的形成，有其少年时期特有的心理生理因素原因，也有社会的不良因素原因。我们要加强少年团伙的形成和预防的研究，通过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构建社会的防控网络，预防少年不良团伙的形成和发展，确保为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雷电的危害性与预防措施

什么是雷电 雷电是自然界中雷云之间或是雷云与大地之间的一种放电现象.其特点是电压很高、电流很大、能量释放时间短,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雷电会造成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森林大面积烧毁、建筑物毁坏、油库爆炸起火、通讯系统瘫痪以及家电设备损坏等等.     

浅析赃物犯罪的未遂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理论上称为“赃物犯罪”。赃物犯罪作为妨害司法罪的一种犯罪形态，它的社会危害性表现为“妨害司法机关顺利追缴赃物与从事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的正常活动秩序”。但是司法实践中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行为人对赃物的掩饰、隐瞒行为没有妨害到或足以妨害到司法机关正常的活动秩序，那么，这种情形应否认定为未遂呢？     

试析我国林木资源之刑法保护——盗伐林木罪的社会危害性之思考

森林资源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保护森林资源已迫在眉睫。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对森林资源犯罪都有所规定。作者通过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比较分析,指出我国刑法重林木之经济价值有余,而生态价值不足。我国已加入WTO,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且也意味着资源环境的全球化,为有力地保护我国森林资源,作者提出几点关于盗伐林木罪的刑事立法和有关环境保护立法的建议。     

从刑法视角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在民事诉讼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法院,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从而实现其非法目的的行为。诉讼欺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     

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所谓量刑情节,是指除定罪情节以外的,据以在法定刑限度以内或者以下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其基本特征是能够反映出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人身危险性。在正确定罪的前提下,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落实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在评价量刑情节过程中,如何对待和适用量刑情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探讨如何适用量刑情节,必须以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为指南。一、不能拒绝适用量刑情节对量刑而言,除去定罪事实后的案件事实就是由一个个量刑情节事实构成的事实整体。量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是我国量刑基…     

锈蚀的光环

近年来，有关先进模范人物违法犯罪之事时有耳闻，一道道曾经耀眼的光环在他们身上变得锈迹斑斑，由于先进模范人物在社会上的特定影响，因而与其他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相比，他们的蜕变具有更大危害性，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模范人物违法犯罪，已成为当今反腐介廉的一个沉重的话题。     

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之理性分析——报应刑刑事政策视角的观察

非犯罪化、非刑罚化是现代刑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关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合理性问题仍需进一步加以研究。过去,学者们往往从某些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论证使这些行为非犯罪化的合理性问题。本文认为,使一些行为非犯罪化的主要不是因为这些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是因为刑法能否对这些行为进行有效干预。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报应刑理念是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相冲突的,要实现犯罪化、非刑罚化必须放弃报应性理念。本文认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与报应刑理念并不冲突,用报应刑理念完全可以解释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合理性问题。     

刑法哲学研究论纲

<正> Ⅰ经过了将近20年的寂静之后,随着我国第一部刑法的颁行,刑法学在各部门法学中一马当先,首先跨越了历史的断裂层,恢复了大刑法昔日的自信,俨然以老大自居。可是突然有一天,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民法、经济法、国际私法等部门法学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被人喻为朝阳学科。相形之下,刑法学暗然失色,似乎刑法学的黄金季节已经过去,于是将刑法学喻为夕阳学科的哀叹问世了。面对着其他部门法学的竞争与挑战,刑法学意欲何为、出路何在?每一个有志于刑法学研究的人该扪心自问,并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体系到内容突破既存的刑法理论,完成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的转变,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