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视野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对此,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进行了解读:工资怎么涨才正常。     

《学理论》杂志征稿启事

《学理论》杂志由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大16开、旬刊,每月分上、中、下三期出版。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2589,国内标准刊号:CN23-1106/D,国内邮发代号:     

古村之急:活态保护

如果任其发展,中国所剩不多的古村落要么被推倒重建成"新农村",要么凋亡成废墟。如果开发旅游它们又会被汹涌的游客破坏昔日宁静。两个极端中间是否有更好的道路?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如今是个"时髦"的话题。目前,全国各地仍有许多不知名的古村落,它们曾经的辉煌湮没在历史的记忆里,只剩下了残砖败瓦。雕花的窗棂与屋顶的横梁不见了,老祠堂的石鼓不见了,珍贵的木门被乡民们拆下来当柴火烧成灰烬,高高的花岗岩石柱被打断砌成围墙。农村赖以传承的文化根本,在一次又一     

对“中国梦”的几点解析

“中国梦”，就其价值和内涵而言，是历史的、县体的、实践的、客观的，也是纯沽的、高尚的；决不是海市蜃楼、虚无缥缈、抽象空洞的乌托邦，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之中，     

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历史沿革考述

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在党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创办的有《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前锋》、《中国共产党党报》、《热血日报》、《中央政治通讯》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有《布尔塞维克》、《红旗》、《党的生活》、《实话》、《党的建设》、《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等；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有《新中华报》、《解放》、《群众》、《新华日报》、《共产党人》、《华商报》、《解放日报》等；解放战争时期创办的有北平《解放》报、《新华周刊》、《人民日报》、《学习》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创办的有《红旗》、《求是》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历史,真实反映了我们党思想路线变化的轨迹,生动记录了我们党理论水平提高的过程,忠实记载了我们党英勇斗争实践的业绩.     

刚健含婀娜 端庄杂秀丽——简析顿长彬小楷书法作品

清代书法家钱泳说,"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书画家顿长彬先生通真、草、隶、篆、行各书体,精于行草和楷书,尤精小楷。竖看中国千年书法史,书法名家如群星耀于河汉,数不胜数。而小楷大家却寥若晨星。顿先生的小楷精品脱颖而出,为世人瞩目,几与古人比肩,被中国文化部《中国艺术博览》誉为"中国现代第一楷",中央电视台书画家协会和"印象中国"也表示赞同,并在《印象中国》收藏版刊出,我认为顿先生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正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是我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和基本方针,也是长期执政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纲领。新形势下,落实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与革命》要义解析

正0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     

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谋求改革发展新成效

<正>宿迁作为后发地区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如何认识自身新优势、如何推进转型新发展、如何实现民生新改善、如何谋求改革新成效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总书记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央对当前经济时局的准确判断,也是未来一段时     

PPP规制中的立法问题研究——基于法政策学的视角

随着PPP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展开,PPP立法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PPP不是万能的,立法也不是万能的.在对PPP进行制度设计时,需要考虑到PPP在我国主要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而相关法律规则均为法律位阶较低的政策性立法.因此,从法政策学的视角出发,需要对惯有的立法思路和规制模式进行深刻省思,面对当前庞杂的PPP规则体系,应当从PPP规制工具金字塔的角度,重新厘清法律和政策的互动融合关系,并根据规制目标,综合利用法律、政策、指南和合同等规制工具,建构一个立体的、层层递进又相互勾连互补的PPP规则体系.而PPP统一立法应以理性推进、建构框架和设定界限为目标,同时应基于本土问题,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并对关涉PPP发展的核心内容进行框架性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