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酒吧狂欢的文化诠释———基于华南 GZ 市 Y 区 CD 酒吧街的实地考察

从文化生态学与文化社会学视角观察,酒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场所,还是一种“群落生境”。在这儿,“一切皆有可能”,此乃酒吧魅力真正所在。基于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补充,通过对华南GZ市Y区CD酒吧街为时近两年实地考察,文章得出的中心命题是：酒吧狂欢其实是一种¨悖论式狂欢”,是形色各异的“孤独”狂欢-9去个性化效应的综合体,其背后的实质是都市夜生活群丛对于“一切皆有可能”生境的向往,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为是对“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SIDE模型）的一个实地验证。     

资本主义与新兴世界秩序

西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霸权正在走向终结,曾经推动西方崛起的现代化革命,如今已惠及所有国家。因此,19世纪发展起来并为中心——边缘世界秩序(core-periphery international order)奠定了基础的国家间实力差距(power gap)正在缩小。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世界由有中心的全球体系(centred globalism)向去中心的全球体系(decentred globalism)转变。与此同时,当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的同时,主要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程度也正在缩小。事实上,当代世界中所有大国在某种形式上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兴起中的世界新秩序中,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比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呈现的要小得多。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相对同质性是否将在四种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类型(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和国家官僚主义体制)中引起地缘经济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之间政治上的分歧是否会超越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还是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消弭了彼此的分歧?当代世界会出现像20世纪初那种不同类型而互为冲突的资本主义模式吗?或者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协和资本主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很有可能仍然会处在一个政治上分化的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世界。由此,对于决策者来说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地缘经济竞争将不会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的发生。     

新就业形态呈五化趋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所谓“新就业形态”,是指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市场新样态。新就业形态之“新”,最主要是由于其呈现出五化新趋势: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多样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创业机会互联网化。这些变化,对广大劳动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也考验着政府部门的应变能力。     

个人信息流通利用的制度基础——以信息识别性为视角

《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信息主体同意为基础,构筑了个人控制的个人信息直接利用制度,但其是否为流通利用提供了通道仍存疑问。信息因其识别性能的差异,可区分为直接标识符、间接标识符和准标识符,三者给个人权益带来的危害风险不同。《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匿名化和去标识化本质上是针对特定数据集中信息识别风险的制度安排,能消除因信息本身识别性产生的风险,而很难消除基于识别分析的识别性产生的风险。因此,缺失针对“基于识别分析的识别性产生的风险”的措施,现行关于匿名化和去标识化的规范均不能支撑个人信息流通利用。去标识化需要改造成为“去直接标识符+识别控制”的受控去标识化制度,在防控个人信息识别风险的前提下,为个人信息流通利用提供制度保障,以最大化实现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     

数字货币、金融安全与全球金融治理北大核心CSSCI

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前沿领域,是数字经济繁荣的写照,也是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元素。当前全球活跃着约2万种各类数字货币,且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在全球金融、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作用日益凸显。交易安全是数字货币兴起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同时数字货币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全球金融治理带来多重影响。数字货币具备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特征,改变了传统中心化金融的安全逻辑,在降低交易安全成本的同时,也容易引发新的安全风险。在国家金融安全层面,私营数字货币挑战国家金融主权,跨越监管藩篱,使得金融风险来源更加多样化。在全球金融治理层面,既有的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数字货币快速发展的治理需求,各国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与需求多不相同,对其治理仍处于早期阶段。同时,数字货币也有助于革新跨境支付体系,推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议题的治理进步。数字货币对金融安全与金融治理的复杂影响源于金融技术创新的两面性,即让交易更加安全、便捷的同时,也触发了新的风险和监管需求,因而,对数字货币的治理也需要平衡创新与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司法系统“去地方化”改革——以“最高院巡回法庭”与“地方新中级法院”为视角

设立最高院巡回法庭和地方层面的新中级法院是我国司法系统去地方化改革的两项最新举措。最高院巡回法庭的设立确实能够在案件分流便利当事人以及最高院本部的重新定位等方面发挥作用,但就去地方化这一首要目标而言,其效果却微乎其微。对于地方层面的新中级人民法院,虽在省级框架内确实能起到去地方化的效果,但首批选择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作为试点并不具有示范效应。我国司法系统去地方化的关键在于省一级,因此,我国应当在地方层面推广新中级人民法院、在省级新设大区制高级人民法院、在国家级完善最高院巡回法庭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保持对腐败的痛感

如果一个民族对腐败整体适应,习惯了在腐败的框架下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如果腐败已经渗透到公众的生活中,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个民族未来将何去何从?     

沙特反恐怖主义策略研究

近年来,由于沙特频繁遭受恐怖组织袭扰,且国际社会对其参与反恐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沙特政府对反恐策略进行了诸多调整,贯彻了内外结合的逻辑思路。内部主要通过去极端化策略改造极端分子的思想观念、促使极端分子回归社会以阻止恐怖主义在沙特的蔓延;外部积极倡导建立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反恐怖军事联盟。沙特的反恐策略具有针对性强、国内治理与外交手段相结合的特点。沙特在反恐策略中的做法,可供国际社会从宏观战略角度借鉴。     

去极端化的理路与实践研究

去极端化工作当以消除已走向完成时极少数人的极端化、遏制走在进行时少数人的极端化、防范绝大多数人再受侵害为基本思路,并且按照极端思想观念和极端行为方式进行分类去极端化。去极端化系统由综合管理、资源提供、实施、评价改进四个子系统构成。实施去极端化需要将组合拳、全覆盖作为基本的认识思维方法,并且处理好主抓与分治、治标与治本、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实践创新与经验积累、组织推动与群众参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