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加息“剑”指何方?

4月6日起,央行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自去年以来,我国连续第四次加息,也是继2月9日之后,2011年内的第二次上调基准利率。央行     

“双重代表权”问题始末

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从1949年提出到1971年最终解决,历时22年之久。尼克松政府和台湾为保住联大及安理会席位作最后的挣扎。美国推出了在确保台湾席位的同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即带有两个中国意味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并就此展开了外交斡旋。事实证明,无论台湾怎样挣扎,终是难逃被驱逐的命运。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经济学重述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构建的基本逻辑与路径亟待厘清,相关研究可以从行政执法弊端较为集中的选择性执法加以展开.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引入并不能降低直接执法成本,而是由于构成行政相对人、行政执法主体以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双重博弈机制,对选择性执法以及由此滋生的间接执法成本形成常态化控制而凸显其法治价值与经济效益.然而,现实中行政执法信息的碎片化生产、分布以及监督者信息能力的孱弱无法支撑双重博弈的有效运作.对此,应当基于大数据思维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并立足激励相容机制实现集约化的信息传递和常态化的监督运作.信息平台模式不仅开辟了当前检察机关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新机制的现实路径,而且其在监督广度、深度和精度上的突破,也将促进检察监督在理念、路径和模式上全面的现代转型,从而迈向"量化监督"时代.     

双重劳动关系法律问题研究

双重劳动关系是当前劳动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承认双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并不违背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而且只有承认双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才更有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鉴于双重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应该对双重劳动关系进行规制。最高工时制度、最低保障制度、经济补偿金以及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对双重劳动关系也应该适用。     

中国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与印太联盟体系的构建

结构性矛盾是大国在体系中的位置变迁所导致的相互排斥状态。崛起国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展是结构性矛盾生成的必要条件,但就其过程而言,结构性矛盾其实生成于崛起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展和主导国对崛起国影响力的排斥过程中。中国周边地区结构是双重的。在主导国的视阈里,中国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展,不仅在地区层面冲击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也在次区域层面影响印日澳等地区大国各自在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这些次区域板块的主导地位。为护持地区主导地位,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排斥也随之而来,由此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地区和次区域两个层面生成。作为体系变量,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提供了结构性驱动力,包括明确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塑造联盟成员的收益偏好和行为方式,以及构建联盟体系多维度的整体架构诸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既然结构性矛盾难以避免,那么推动强结构性矛盾向弱结构性矛盾转化,对于弱化印太联盟体系的压力也就具有战略意义。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长江经济带战略创新效应与机理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战略,其实施的创新效应直接影响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与进程。利用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战略自实施以来,沿江11个省市创新效应明显优于其他省市,但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上中下游区域创新效应差别显著,中游省份的创新效应最为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治理规制、政府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发挥创新效应的主要传导机制。得出区域战略引领创新、适度环境规制促进创新、政府科技支出引导创新、人才集聚支撑创新等对策建议。     

论生存哲学视野中的王熙凤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超一流的主人公,以生存哲学审视,她是一个集施虐、受虐和自虐于一体的生命复杂存在。她的生存哲学根源于外儒内法的封建君王专制思想,是封建社会末世的特定产物,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曹雪芹对她的态度丰富而矛盾,既有批判和反讽,也有赞叹和惋惜,表露出作者来自文化深处的挽歌心态。王熙凤的生存哲学,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当代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行为的认定争议及解决

洗钱是对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其与上游犯罪行为既有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对于上游犯罪行为与洗钱行为的区分,应当重点考量以下几个方面：从侵犯的法益看,洗钱行为既侵犯了上游犯罪保护的法益,又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对于侵犯双重法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洗钱犯罪;从客观行为和主观犯意看,洗钱行为客观上具有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掩饰、隐瞒的故意;从处理原则看,宜将洗钱视为特别法条,将上游犯罪视为一般法条,运用特别优于一般的原则进行处理。     

反腐败如何降低公众的行贿意愿:腐败容忍度的双重中介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并将此作为未来反腐败实践的重点;但国内学者对公众行贿意愿的议题却鲜有研究和讨论。因此,深入探讨公众行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能够为以社会公众为切入点的反腐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通过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发现,公众腐败容忍度在公众行贿意愿的诸影响因素中发挥了双重中介效应。一方面,反腐败绩效不会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却通过影响公众腐败容忍度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公众腐败容忍度在腐败经历与公众行贿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强化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完善行贿黑名单制度、涵养社会廉洁文化氛围、深化反腐倡廉宣传以有效降低公众腐败容忍度,就成为抑制公众行贿意愿的重要实践策略。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理想类型与发展路径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制度创新的一种尝试,是对传统的社会组织双重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突破.当前,在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性质定位模糊、自身能力不足、制度建设不健全等问题.作为未来社会组织管理的必然趋势,枢纽型社会组织需要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健全制度体系,加强人才培育,不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