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行税收立法的若干思考——以“营改增”为切入点

自2011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颁布实行以来,"营改增"不断扩围,关于"营改增"的评论或质疑也随之而来。本文从"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入手,浅析关于"营改增"折射出的税收立法问题,建议严格执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将深化税制改革的步伐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双赢。     

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新辨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经过实践积累和理论归纳,在行政诉讼的全过程中起指导作用,要求所有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予以遵守,反映行政诉讼性质和价值理念并为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基本准则。主张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涵纳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容的根本性、效力的始终性和地位的特殊性等三方面的属性。基本原则受行政诉讼性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和立法目的的制约。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和职权主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是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在审理阶段的具体原则,保障诉讼权利原则不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原则。     

重塑国家之责:人的安全保护、冲突与治理

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人的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人的安全受多维度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出现问题,人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些维度构成冲突诱因。冲突诱因呈现多元化。有的诱因与冲突相关度较低,有的诱因对诱发冲突具有乘数效应。就触发状态而言,冲突可能由单一因素诱发,亦可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如果治理失当,会导致冲突恶化。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治理冲突,就应当对导致冲突的诱因及相关度有深刻理解,如此方可对症下药。人的安全概念、国家保护责任与新干预主义是相继形成的三个概念。应当说,尽管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框架日益被全球关注,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形式,何种治理形式属于最优方案,在国际社会中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经验教训

革命制度党在指导思想上奉行"革命民族主义",将1917年宪法作为自己的执政纲领,通过国有化和土地改革丰富了执政资源、通过建立职团主义政治模式巩固了党与工农组织的联系、增强了自身执政能力,创造了"墨西哥奇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革命制度党逐渐背弃"革命民族主义",修改宪法,停止土地改革,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私有化,该党的执政资源逐渐减少以致丧失群众基础,职团结构和庇护主义体系的瓦解损害了党的执政能力,最终使其在选举中落败。2000年下台后,革命制度党总结了其长期执政期间的经验教训,实现了从"官方党"向议会民主政党的转型,在2012年再次上台执政。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转型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政治基础和重要时代机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治取向、行政争议解决的司法权威主义和基于公法私法分离的行政诉讼制度构建,是行政诉讼制度向现代化转型的三个基本条件。《行政诉讼法》应当着眼于现代化要求进行系统性修订,而不应当停留在局部性的修补。     

体系主义与形式主义对日语语言交流的障碍分析

外语学习由最初的语言学习目的变为一种交流平台或工具.许多学习者希望借助外语来了解更多的国外先进技术知识,而并非单纯地满足于掌握一门语言.本文从体系主义和形式主义对日语语言交流形成的障碍角度,对语言交流模式的改革进行了两方面阐述,探讨如何消除体系障碍促进学习者的语言表达以及沟通的综合能力.     

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挑战

今天,多元主义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教间、民族间和族群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宗教、民族和族群内部对持对立立场的个体的压制。无论是共同体之间还是共同体内部的冲突,都是由于不同共同体对政治、文化和宗教认同的理解不同造成的。在展现了针对内部多元主义的挑战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之后,本文介绍了一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替代性理解,即认为我们的忠诚是个人或个体认同的一部分。这种理解不同于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认同理论,后者来源于理查德·罗蒂的自由主义的后现代理论以及伯纳德·威廉斯的非认知理论。而本文则认为,个体忠诚的本质在于我们不会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那些赞同多元文化事业但却持有不同于我们的价值观的个体。     

虚拟技术视域下道德消隐的深层原因

虚拟技术导致的道德消隐,是指虚拟技术在传统形式上的主体与道德决定之间构筑了心理屏障,行为者的身份隐匿增强了个体的道德真空效应.从道德的含义看,虚拟技术解构了道德存在的源动力因素；从现实交往实践看,网络身份加重了网络道德危机的可能性；从个体意识看,虚拟技术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是恶的意识产生的根源.     

新奢侈主义与城市青年白领消费——一种选择性亲和

本研究关注的是新奢侈主义与中国城市青年白领群体消费之间的契合性.本研究在界定新奢侈主义的基础上,认为新奢侈主义是一种保留了奢侈品消费符号性的大众消费模式,这与一方面期望用符号性消费来彰显自我,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现实和经济压力的中国青年白领的消费理念形成了一定的契合性,最终形成了青年白领对新奢侈主义趋之若鹜的现象.     

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实验主义进路———以 1978 ~2013 年土地立法为样本的分析

实验主义立法进路的出现,是政治经济体制巨变所催生的产物.30多年的土地制度改革则是该立法进路的一个缩影,而暂行法、试点立法则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实验性立法的保障下,土地制度不仅平稳、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形成了全新的土地法律体系.虽然在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实验主义立法进路的负面效应已经呈现出来,但制度风险小、操作成本低的优点仍使得它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面对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实验性立法必须在立法的规范性上作出适度调整,以保障土地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